在中国境内经济发展不均衡，欧洲与非洲并存，工业化进行到一半时，中国还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这是对于勇气与智慧的考验。
承认现实是治理的第一步。7日晚，北京应急办首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全市从12月8日7时至10日12时启动最高预警等级。8日，北京全市500多万辆机动车执行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及幼儿园停课，这座数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进入应对空气重污染的紧急状态。
在北京历史上这是首次，不容易，当然也并不像有的媒体所说的什么展示决心，说个真话就被上纲上线夸到令人脸红的地步。
此前没有勇气说真话。《财新》杂志2014年2月28目发布《北京雾霾红警难启》的文章，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成员、市环保局副局长姚辉对于为什么红警难启的答案是：根据《北京预案》，在预测出“未来三天将持续出现六级严重污染”的情况下，会将空气污染预警升为最高级“红色”。“在此次污染过程中，我们当时预测的是‘将交替出现五级重度污染和六级严重污染’，所以指挥部没有启动红色预警。”
可怕的是，雾霾红色警戒线标准上限提高，更加苛刻，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并不愿意“兴师动众”：南京计划提高雾霾红警值，合肥拟定比南京严苛的红警预案。有媒体称，达到红警程度的恶劣雾霾在两地恐怕从未发生过。并且，找到相关的雾霾的历史数据很困难。
迫于形势，各地已纷纷出现了雾霾红色预警，对于数据的直观度、历史数据等开放依然不够。
到目前为止，环保部已找到9大城市雾霾“元凶”，完成了9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源解析工作，北京、杭州、广州、深圳的首要污染来源是机动车，石家庄、南京是燃煤，天津、上海、宁波分别是扬尘、流动源、工业生产。环保部将争取在年底完成所有省会城市完成PM2.5来源解析工作。
有人对于环保部的数据并不满意，今年8月17日，中国大气网上一篇题为《蓝天白云能持续多久?一个环保工程师眼里的雾霾真相》指出，中国的主要能源来源于哪里，雾霾的元凶就在哪里，中国超过80%的能源来源于煤，煤是主要污染源。
承认现实，完成详尽的分析，才能知道如何应对，治理雾霾的迫切性还取决于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这些损失究竟由谁承担?
2013年1月15日，由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以GDP50万亿元人民币计，1%的损失在5000亿元左右。
这是个庞大的损失数字，政府不可能不紧张，但一开始政府对雾霾并不真正紧张，甚至迁怒于曝光PM2.5的机构，不仅仅因为面子被剥去，脆弱的自尊心受不了，更重要的是，成本未必由政府承担，而后果却由全民共担，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
2014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彻底拿下雾霾，经济会降几个点?》，提出2014年2月21日至2月26日，京津冀地区持续6天的重污染天气中，仅石家庄就对共2025家企业进行了关、停、限和压减发电，146座露天矿山和35座地下矿山全部关停，所有的采砂场也全部关停，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60.3亿元。对于这些企业而言，雾霾不是问题，关停并转才是直接的经济损失，我们很难期望这些企业成为治理污染的配合者。
上述的环保工程师提出，中国的烟气脱硫设备没有吃透国外的技术，或者为了节约成本，对脱硫工艺和布置进行了不恰当的简化，导致大量烟气低温、高湿度排放，如果进行改造，又是一大笔投资，谁来承担成本?
[pagebreak]健康方面同样面临的谁来承担成本的问题。据《财富中国网》今年12月1日发表的文章《大数据分析：一场雾霾将损失多少GDP?治理成本有多高?》中引用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鉴2014》、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0年，全球因空气污染的死亡率上升了4%，其中，中国上升了5%。2010年，绿色和平组织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2012年底共同发布的《危险的呼吸——PM2.5的健康危害和经济损失评估研究》，空气污染致死已被研究证实，2010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7770人早死。在这些城市生活的居民拥有更高的患上中风、心脏病、肺癌、慢性和急性呼吸道疾病(包括哮喘)及其他健康疾病的风险。
如果健康损失由居民自行承担，甚至政府因体弱者提前过世减少养老成本而受益，那么，政府就不会有动力减少雾霾，除非到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假如，一个城市有1000人而雾霾而提前五年离世，这些人缴纳了养老老金，假设按现行发行制度，每人每月的养老金是3000元，政府每年可以因此节约3600万元，而缴纳的养老金成为政府的“净收入”。
这样的计算是残酷而非人性的，不过，如果由个人承担医疗成本、不返还养老金，必然产生上述计算，而手握资源的人可以通过空气净化装置减少危害，这又拉动了环保产业的GDP。
如果由政府承担大部分成本，则政府会急于治理污染，否则，政府就不会太着急。
目前的污染已经影响到健康、经济与社会，政府治霾迫在眉睫。据经合组织(OECD)研究，仅仅2010年，空气污染的给中国和印度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分别高达1.4万亿和0.5万亿美元。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穆泉和张世秋对2013年1月雾霾事件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评估的研究显示，此次雾霾事件，造成全国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经济损失保守估计约230亿元，民航航班延误直接经济损失为2.7亿元，高速封路导致的收费损失近1.88亿元，雾霾事件导致的急/门诊疾病成本达226亿元。这将使政府基础建设投资、高科技投资打水漂，并且增大政府的医疗保险压力。当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使损失超过收益，政府才会下决心治理。
有人通过降低成本获得污染红利，找到污染的制造者，通过税收等方式，让由制造者承担成本是最好的办法。
而透明的信息才能形成整体的社会压力共同治霾，在数据深受怀疑、环保意识不强、公地悲剧遍地都是的社会里，朝阳区民众的举报，恐怕是成本最低的治理方式。我们要对所有重建环境的人表达敬意，没有他们，就没有雾霾这个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