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5日《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的《中国正呼吸着令人窒息的混合物》(China is choking cocktail)的文章，文章作者是赫尔辛基大学大气科学系系主任Markku Kulmala教授。文中指出：“如果想要城市室外和室内环境的清洁空气，就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尤其是研究不同污染物之间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化学反应。”在过去一年中，Markku Kulmala教授带领其团队，于今年10月下旬，完成了一份名为“美丽北京”的研究项目。

今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北欧设计创意周期间，在“中芬清洁技术、环境和都市设计领域科技创新合作”研讨会上，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Joni Kujansuu博士分享了自己对中国雾霾的研究成果。记者编译了Markku Kulmala教授发表在《自然》杂志的文章《中国正呼吸着令人窒息的混合物》，并整理了Joni Kujansuu博士的讲座内容：

是“全面理解”还是“随它去吧”?

讲座一开始，Joni Kujansuu博士先抛出了一个问题：在谈中国的雾霾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做一个选择，是希望“全面理解”雾霾问题?还是就“随它去吧”(just go blindly)?

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非常明显，当我们坐在这样一个场合，聆听关于雾霾的研究时，我们当然希望“全面理解”雾霾问题，但事实上，一旦离开这个场合，就只能“随它去吧”。

Joni Kujansuu博士展示了这张图表，是不同预期的污染物减排对死亡率的影响。紫线表示如果什么都不做，死亡率会越来越高;红线表示如果只是短期的快速治理(如APEC蓝)，死亡会减少一段时间，但很快又会继续升高;蓝线则是该研究团队提出的一种综合全面的研究和治理方法，即监测所有的污染物，了解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反应，并使用清洁技术解决污染问题。研究团队认为，减少某些特定的污染物只会赢得一些时间，但是这个综合全面的研究方法，可以在10年时间内，让中国的空气质量变得和欧洲一样。

二次污染的复杂现状

Joni Kujansuu博士认为，相比欧洲50-100年前空气污染中相对简单的污染物成分，目前中国空气污染物的成分非常复杂，已经形成了一个“污染物生态系统”。如果要对雾霾有全面理解，首先要知道存在的污染物有哪些，其次，还要了解在不同的污染物之间会发生哪些物理和化学反应，如果没有长期深入的检测研究，就无法预知潜在的化学反应。而目前的空气污染相关研究中，对这些引起二次污染的化学反应还处于初步了解阶段。

在合作机构南京大学地球系统区域过程综合观测试验基地里，研究团队发现，如果控制了一种污染物的含量，也许会让其他污染物的含量增加。比如，在夏天的南京，如果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会导致臭氧含量增长10倍，而臭氧增加带来的危害性会更大。所以，如果不了解污染物之间会发生什么反应，只是盲目治理某一种污染物，有可能会带来更大危害。在另一个研究数据中，研究者发现，雾霾会影响天气预报的预测。比如，雾霾减少时，太阳光射入会增加，就会导致气温升高，甚至会改变降雨降雪的情况。

室内空气污染同样不容忽视

空气污染的问题不仅包括室外空气，还包括室内空气。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大概90%的时间都处在室内环境中，污染物会从室外向室内传输，与室内的烹饪、吸烟、取暖及室内家具释放的污染物混合在一起，造成复杂的室内空气污染。

新近有研究表明，在中国，室内空气污染是第四大对人体的潜在威胁。Markku Kulmala教授研究团队初步研究认为，室内空气的一些污染物含量甚至高于室外空气，他们希望在未来能进行更多室内空气污染的研究。

研究与社会的良性循环

Joni Kujansuu博士还认为，研究与社会之间应该有一个良性的循环，需要一个持续的互动对话过程，同时要让不同的社会层面都加入这个对话和良性循环之中。

基础研究需要资金支持，以转化为知识;这些知识会有助于应用型研究的发展;从而得到创新型产品，即从知识转化成经济收入;这些创新型产品可以解决社会问题，推动政策的发展，继续支持基础研究。

Joni Kujansuu博士认为，治理空气污染不仅是解决环境问题，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相比每年空气污染带来的医疗费用，治理空气污染研究的资金投入实在微不足道，而且空气污染也减少了来中国的外国人旅游和定居数量。Joni Kujansuu博士乐观地指出，如果中国可以在10年内解决雾霾问题，还可以把技术出口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孟加拉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美南美国家。

如何解决雾霾问题?

在《自然》杂志刊登的《中国正呼吸着令人窒息的混合物》的文章中，Markku Kulmala教授认为，只有了解大气化学才能解决中国的雾霾问题，而中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及大学应积极合作，与全世界的大气化学家(atmospheric chemists)一起，从以下几点解决雾霾问题：

1.建立一个旗舰监测站网络：监测concentrations,fluxes, interactions and feedbacks，以及一般性空气质量及气象数据。每个大城市大概需要5-8个这样的监测站就够了，每个监测站大概需要花费700-1100万美元。同时，也需要一些装在汽车和飞机上的移动检测平台，地面的气柱(air columns)遥感，卫星观测，以及雾霾室(smog chambers)。这样就可以通过历史数据来确定主要的污染物。

2.要立即在一些代表性的住宅和办公楼里，开始进行室内的空气质量测量及监控。

3.大气化学家必须要在高浓度的不同污染物环境中，开始模拟二次污染的反应过程及反馈机制，有了这些模拟实验，就可以进行观察对比。

4.需要确定空气污染与死亡率以及其他健康问题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以确认与健康最相关的污染物有哪些，来源在哪里，然后先来解决这些污染物问题。需要逐步建立一个数据库，来跟踪这些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

5.长期的可持续工程性解决方案要实施，以使空气污染保持在低水平，比如工业中的改进工艺流程和物料流程(improving processes and material flows in industry)。这就需要中国各地的政府机构的能力建设，包括决策过程、立法工具，以及清洁空气的行动计划，慎重考虑空气质量的监测数据。

记者通过邮件采访了赫尔辛基大学大气科学系系主任Markku Kulmala教授及Joni Kujansuu博士。

记者：“美丽北京”的研究成果有哪些，未来的“美丽中国”研究计划将如何进行?

最初，“美丽北京”的研究成果集中在首都地区，“美丽北京”的研究帮助我们构建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路线图。我们也了解到，中国空气的化学混合物具有当地特色，非常复杂。我们意识到，要在更大范围内来了解这些复杂的化学混合物。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路线图，在Markku Kulmala教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中有具体阐述。未来，我们需要根据这个路线图，与感兴趣的合作机构一起，采取具体措施。

我们的具体计划如下：

首先，我们要升级现有的工作站监测设施，让其达到能监测所有成分的标准。中国有很多监测站，但多数都不够综合全面。这里“综合全面”是目前工作站的问题，不需要去建新的工作站设施，我们可将现有的工作站作为基础来进行升级。至于我们完成计划要花多少年，取决于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团体。

2016年，我们希望能达成升级工作站监测设施的承诺。

2016-2018年，至少花两年时间，升级所有的工作站监测设施，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新工作站监测网络。

2017-2019年，在设计升级完成后，我们大约需要1-2年时间，来收集足够的数据，开始了解混合物之间的化学反应，了解这些反应如何与天气气候过程互动。

2019年，这是根据监测结果提出具体措施的评估年，如果那时会有政府行动的承诺，有可能可以把整个计划的速度加快一年，当然如果有阻碍，整个计划就会延后。

这些完成以后，就要根据研究结果的建议，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部门的行动来推动计划。因为保持经济增长很重要，所以具体的计划推进速度很难讲。但如果有各方的承诺，我们相信中国可以在10年内达到清洁的空气，并且不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过大的影响。当然，刚开始时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我们相信有足够的技术，可以减少甚至抵消对GDP的负面影响。

记者：为什么赫尔辛基大学的研究团队会对中国的雾霾问题感兴趣，您与哪些中国的研究机构进行了合作?

雾霾现象是一个有趣的科学问题和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会看到新现象的不断出现，因此需要采取具体的行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中国合作伙伴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和学术机构合作，也需要和私人企业合作，才能达到综合的解决方法。我们目前的合作机构有：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ChinaFLUX)、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重要的是，先要花时间和经历来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样会更快的形成有效的行动。我们尽可能多来中国，在现场工作，与我们的合作机构当面讨论。我们非常幸运能和这些机构进行合作。当然，我们也期待中国内部的不同机构之间能加强合作，能有更多的开放数据的交换。没有数据开放，将很难知道哪些行动是最有效的。一个研究团队无法做所有的事情，没有有效的沟通以及团队之间的信任，最终呈现给决策者的解决方案也许不是最好的，甚至带来阻碍。

社会公众有权力要求我们这些研究者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信任彼此，就无法提出最好的解决方法。

记者：你们认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雾霾研究处于怎样的状况?

雾霾研究一直在进步，我们提到的综合性的旗舰监测站是关键。在采取实际措施之前，我们需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现在很多人会去对比历史上的雾霾现象，但是这个做法不可取，因为现在的化学混合物已经完全不同。我们亟需最可持续的设备，首先来监测和了解中国的大气中到底在发生什么，没有其他的捷径，否则只是在浪费时间造成更多的悲剧。

记者：今年年初，关于雾霾，人们进行了激烈讨论。作为专业研究者，如何看待这样的讨论?

有时候看别的国家采取的措施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美国和英国的措施。但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必须在中国内部形成，只有中国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年初的纪录片有些煽情，里面的数据事实也是只言片语，但我理解这是为了给决策者更多压力。有时候，这样的方法会获得成功，但中国更需要的是头脑冷静(coolheadedness)。面临的问题是巨大的，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潜力。如果可以解决中国的空气问题，可以想象这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市场潜力。那些短视的急性措施只是在浪费时间、金钱和力气。

记者：还有不同领域的人在试图用不同的方法来应对雾霾，比如荷兰的艺术家设计师Daan Roosegaarde发起的清理雾霾项目(Smog Free project)，你们如何看待这些项目?

类似的项目非常重要，但困难的是，如何让这样的想法持续下去，并成为具体的行动。如果只是为了提高意识，这些项目肯定是达到了目的。

记者：对于每天生活在雾霾中的中国的普通民众，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还有希望，我们相信我们的路线图会带来“美丽中国”，只有深入了解，才能得到最有效的措施。中国人民应当拥有美丽的中国，中国应当更美丽，我们衷心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共同开拓出通往美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