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认为当前中国是不是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很好时期？通过环保可以解决哪些经济问题？比如供给侧改革？
张俊杰：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在8000美元左右，根据国际经验，现在应该是到了一个转折期。在过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个矛盾和冲突的时期，而过了这个转折期之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会处于一个和谐期。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可以同时实现。发达国家多年以来的经验都呈现了这样的态势。所以说，中国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解决环境问题，应该说是跟国际经济和环境发展大局是同步的。
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都呈现了这样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和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差不多的时候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最终实现了经济转型。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要实现转型，影响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结构效应，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得越来越清洁；另一个就是技术效应，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改进，让这些产业变得清洁。根据这些国家的经验，最主要的转型是通过结构性的改变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污染产业的比重慢慢减小，清洁产品的比重慢慢增加。
应该说现在加强环保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因为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优化产业结构，让这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减小，让这些清洁低碳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增长。所以说现在加强环境执法，是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环保和经济的矛盾问题不是当前中国特有的？环保进程中如何协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张俊杰：我们现在所讨论和关注的都是GDP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实际上，GDP本身有很多缺陷，它只反映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而没有反映出其他财富，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都没有反映到GDP里面。所以说，用GDP来衡量社会的幸福程度、社会福利，本身就是一个有缺陷的指标。如果仅仅讨论GDP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那么通过关闭污染企业，可能会影响到短期的GDP。
但是，如果把其他资本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指标也考虑进来，比如，如果考虑到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对自然资产的损害、对固定资产的损害、对人力资本的损害，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来，就可以发现，通过解决污染、改善环境，其实能够促进社会总的福利的增长，也就是能够增强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中央现在也提出，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增强老百姓的幸福感，以老百姓的获得感为核心。所以，这也明确了我们的增长目标，就是不能用单纯的GDP目标来衡量。
还有就是短期和长期的问题。从短期来说，关停污染企业可能会影响一定的GDP，但如果能够有非常好的环境规则，对清洁产业、低污染产业形成奖励和鼓励，就会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通过加强环境执法，就能够让这种新兴的产业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改变这种污染产业和清洁产业的相对竞争态势，让清洁产业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人带来的，尤其是有创造性的人带来的。那么怎么能够吸引这些有创造性的人？怎么提高人的创造性？提供一个良好的和清洁的环境，有助于吸引这些人进行创新性的活动。如果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就能够吸引住人才留住人才，而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才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舆论都在反映环保督察下这些污染企业、行业的声音，但却很少听到环保做得好的、清洁的、创新的、新兴的产业的声音，而这些企业、行业是受益者。很多媒体忽视了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感受。所以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片“哀号”声。我认为，这是一些媒体的选择性偏差，只注重了环保带来的经济转型的推动，而没有听到看到这些受益企业的声音。所以，我认为也应该关注哪些人受益了、哪些企业受益了。
中国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有哪些特点对环保工作提出了特别要求？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张俊杰：如果当前环保因为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处于一个转折期、一个拐点。那么，这个拐点可能带来几个含义。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二是对环境保护的投入会多起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慢了，环保投入多了，就需要对经济增长和环保之间的考量更加精细。
如果考虑环境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环保部门应该定期评估这些政策的有效性。既要评估政策本身对环境有没有效果，也要评估对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而对于现在很多政策，要向社会说明好处在哪里。虽然说GDP可能下降，增长率可能会影响一点点，但是在健康上有很大的改善。健康的改善也可以折算成钱，医疗支出的减少、身体变得更健康、幸福程度的增加，都可以折算成钱。而这些都需要向社会说明。
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总统通过行政命令的形式要求1亿美元以上的项目或者政策都要通过费用效益评估。评估政策不是在给环保部门加锁链，其实是帮助环保部门来说服被管制者和其他部门。也就是说，环境保护其实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用去讨论环境是否能够促进GDP，而是应该强调环境保护能够增加其他的福利，而这些福利比损失的GDP还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