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认为中国的大气污染正在陷入两难境地：政府一方面在想尽办法不致环保对社会造成太大损失，另一方面却要面临环保组织对环保的强烈诉求。乍一看，似乎中国的环境治理“投鼠忌器”，事实真是这样吗?
背景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开进了“快车道”。
2013年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俗称“大气十条”)，企业面临日益严格的环境标准约束。在法制建设方面，《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相继得到修订，而且国务院出台了排污许可制度、“三大红线” 、 环保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河长制“等一系列的环保制度改革。
“十三五”以来，以“三去一降一补”(即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主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主线，煤炭、钢铁、煤电等行业去产能任务严峻。这样的背景下，淘汰过剩、落后、污染严重的产能成为必然选择，必然会对环保不达标的工业企业带来冲击。
现实问题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大气污染治理中依然面临着一些难题。
比如环境监管难题，近期环保部对京津冀地区强化督查就发现70%以上的巡视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此外，局部地区还面临经济下滑风险。污染企业需要落实 “限产”、“停产” 、“错峰生产”甚至关停等政策，从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劳资纠纷、欠薪现象比较严重。
最后，一些地方政府治污决心不足。环保部2017年4月1日就曾针对大气污染治理政策落实不到位而对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石家庄赵县等7个区县的主要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要求夯实环保主体责任。
本质
而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面临的难题， 本质是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的博弈问题。如果环境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地方企业可以向当地政府“寻租”，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达成“政企合谋”，那么当地的环境治理工作将很难有实质性进展，甚至是环境质量恶化。这就给公众利益带来损失，引起公众不满。如果环境监管严格，对污染企业处罚力度大，那么地方政府接受地方企业“寻租”的成本就很高，这就会倒逼地方政府下决心治理污染，打破政企合谋，接受公众监督，从而使经济向绿色发展转型。
必须强调的是，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十三五”时期的重要发展理念。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绿色转型升级面临的“阵痛期”，与1990年代末部分区域出现大范围“下岗潮“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经过近40年的市场化转型，已经基本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产业结构和价值链迈向中高端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凤凰涅槃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红利正逐渐显现。根据2017年第一季度上市公司报告，曾经的“亏损王”中国铝业(4.270, 0.00, 0.0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亿元，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净利润，同比暴增20倍;钢铁板块一季度净利润总额超过110亿，有33家业绩同比实现大幅上升，只有三家出现亏损;煤炭板块中最大煤炭生产商神华能源首季度净利同比大增173%至129.4亿元，远超预期增幅。而就在2015年 A股十大“亏损王”中有五家钢铁企业和两家煤炭企业，整个钢铁行业近六成企业亏损。通过产业积聚，技术创新，中国铝业、中国钢铁行业和神华能源等实现了华丽转身，充分体现了产业升级的红利。短期的“投鼠忌器”与长期的“提质增效”，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得一提的是，新兴产业和新业态的大量涌现，正在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特色小镇试点建设以及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正在则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示范。以“世界钢都”之称的唐山为例，钢铁企业已由2012年的58家减少到2016年底的44家，已化解炼钢产能3140万吨、炼铁产能1873万吨，分别占全省化解总量的52%和37%。在去产能的同时，唐山市通过优化钢铁产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整体提升了钢铁产业市场竞争力。当地政府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的引领作用，从钢铁大市向装备制造大市转变。通过增新兴产业、增临港产业、增城市经济、增传统产业活力、增园区经济、增现代农业“六增”为抓手，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唐山市预计年内将新增科技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一万多家，新增市场主体9万户。
结论
企业破产、重组与再生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必不可少的自然组成部分。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在自身经济发展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去产能”带来的短暂“阵痛期“。因此，过分强调当前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动荡，不排除其有唱衰中国的不良动机。正如歌词所言”海阔天空狂风暴雨以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质量在经历”凤凰涅磐“之后，都将会得到”气质“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