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恪尽代表职守、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空气环境生态“脱贫”，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提高光伏扶贫质量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尤其就“发挥我国政治体制优势 打一场空气环境生态脱贫攻坚战”的话题发表了独到见解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让空气、环境、生态“脱贫”已迫在眉睫
刘汉元代表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伴随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国内雾霾和生态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广大人民群众已把呼吸到一口新鲜干净的空气作为一种奢侈，这事实上已成为与当年吃不饱穿不暖同样严峻的问题。以光伏、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我国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改善国人呼吸和空气质量的最核心产业，是与我国扶贫攻坚事业同等重要的基础产业，我国完全可以发挥国家政治体制优势，全力支持促进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用五到十年时间集中力量再打一场扶贫攻坚战，让全体国民从空气、环境和生态贫困中彻底脱贫！
他指出，改革开放至今已整整四十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稳居全球第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全球话语权大幅提升，高铁、光伏、航天、超级计算机等产业已成为了享誉全球的亮丽名片，中国逐渐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研发基地，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和提高，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到2020年，我国最后7000万贫困人口也将全部脱贫，从而在我国彻底消除贫困，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功绩。
与此同时，伴随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尽管国家近年来举国之力加大环境治理，一些地区也有了明显改善，如京津唐地区去冬到今春空气质量就有了大幅改观，但国内生态环境总体上仍面临巨大压力，长时间、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依然困扰着我国大部分省市，人民群众无不渴望着能时时呼吸到新鲜干净的空气，仍期望着时时看到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以此角度看，这已成为了与当年广大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同样严峻的问题，甚至衍生出了我国另一种意义上更残酷的贫困，那就是“空气贫困”、“环境贫困”和“生态贫困”。因此，为更有力保障全体国民的健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我国上下迫切需要且完全有能力像今日的扶贫攻坚那样，充分发挥政治和体制优势，用5-10年时间再一次实现空气、环境和生态的彻底“脱贫”。
他提到，在这场“空气、环境和生态脱贫”的攻坚战中，发展以光伏、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正是赢得战役的主力军。以光伏为例，作为目前人类可使用的能源中一次转化效率最高，并且使用最简单、最可靠、最经济的可再生能源，光伏具备十分独特的优势，是当前及未来新能源发展的主要选择。近十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实现了从一路追赶、齐头并进到全面超越的华丽转身，在技术、规模、成本上已全球领先，可以说中国已经牢牢执住全球光伏产业发展的牛耳，形成了与中国高铁同样强大的全球影响力，中国光伏产业已成为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了改变全人类生活与发展方式的重大产业，成为了改善中国人呼吸和空气最核心的基础产业，是与我国扶贫攻坚事业同等重要的产业，更是人类五千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产业。
光伏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遭遇拦路虎
近年来，在光伏产业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一些问题也成为了阻碍产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拦路虎。
第一、税费负担是制约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头号拦路虎
他谈到，当前我国光伏产业从上游的多晶硅等原材料，到中游电池片、组件等一系列元器件的生产，再到下游的光伏发电，都被全额征收各种税费，主要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17%的增值税及其附加，还有海域使用费、土地使用税、印花税、房产税等超过20种其他税费，就连国家补贴的发电收入都还要全部缴纳增值税及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如再考虑社保因素，税费将更加惊人。根据光伏发电项目数据平均测算，企业实际缴纳的度电增值税达到1毛到1毛5分。企业获得贷款后，利息要被全额计收增值税且不能抵扣，但销售收入却要按照17%税率计算增值税，作为成本很大占比的利息完全不能抵扣增值税,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税费负担。仅从光伏发电端看，每度电的税费已经达到1毛7分到2毛3分。事实上，各类税费成本居高不下已成为了影响光伏产业健康发展，影响其比较优势形成，导致光伏发电需要补贴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指标管控思路与市场化交易机制和规律相悖
他认为，当前通过指标控制光伏发电规模的管制思路，既不符合也不利于市场化条件下产业的健康发展。但目前也有观点提出希望将分布式光伏一并纳入指标管控范围。事实上，在过去五到十年，得益于中国光伏应用的蓬勃发展，产业链上中游新增产能不断增加和更替，有效带动了技术不断革新和改进，设备不断迭代升级，促使成本大幅降低，使得中国光伏产业赢得了全球发展先机及绝对的规模和成本优势，让欧美日韩等国在中国产业的巨大压力下，几乎失去了新旧更替、技术迭代的条件，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因此，产业适度规模化发展，促使设备、技术的不断更新，是光伏成本不断降低的关键因素，无论集中式还是分布式都应在条件具备时停止指标管理，倘若一味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成本下降速度将大大减缓。
2020年前后可实现平价上网 补贴不会无限扩大
他还指出，近十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下降了90%，全面实现平价上网的曙光已经出现，补贴并不会无限扩大。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李创军表示，力争在2020年实现光伏发电用电侧平价上网并尽早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报告显示，我国光伏发电更大规模应用后，在2020年前后即可实现平价上网、不再需要补贴，此前已建成项目的补贴将在2022年至2025年间达到峰值，补贴金额在1000-1750亿元之间。据统计，从2008年到2017年，国家共计为煤电脱硫脱硝补贴了超过1万亿元，平均每年的补贴都在1000亿元左右。为了从根本是破解我国雾霾问题，兑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作出的庄严承诺，实现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保障光伏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也有能力支撑产业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这部分补贴。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是建议让光伏产业在市场化机制下发展，摒弃用指标压制发展规模的管理思路。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发展四十年，但光伏指标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依然存在，指标如何合理分配不仅让各级能源部门累得不可开交、焦头烂额，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制”并存更滋生了大量权利寻租和腐败的空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短期内再去加指标的老路子，既无必要也不合理，更不符合改革开放和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建议摒弃用指标控制发展规模的旧思想，充分尊重市场的合理性和前瞻性，用市场化机制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推广国家能源局下发的《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促进更多购电方和发电方直接市场化交易，促使光伏电力消纳和去补贴的完成。此外，建议通过竞争性招标的方式，让企业充分接受市场考验，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并引导产业向规模合理化方向发展。
二是建议全面清理并减免光伏行业的各种税费。作为绿色电力的光伏发电，理应成为国家充分鼓励和支持的重点产业。因此，针对光伏发电行业特性，建议明确全部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其附加，因为对于这个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环境安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密切相关的产业，对于这个作为打赢“环境扶贫”、“空气扶贫”攻坚战主力军的产业，国家完全有必要、有理由为它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提供一条绿色发展的通道。同时，呼吁国家实施全面减免从光伏原材料和设备制造，到光伏发电各个环节的相关税负，从总量上计算，这部分税费也并不会对我国当前财政收入造成大的影响。
三是建议通过市场化机制或者政策性措施解决光伏补贴资金问题。市场化机制方面，建议全面推行碳税政策，同时辅之以“绿证”制度。按我国每年消耗40亿吨煤炭计算，燃烧这些煤炭将排放100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如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10-20元的碳税，我国每年可征收1000-2000亿元资金，将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问题。此外，通过收取碳税还能进一步增加碳排放成本和费用，从而促使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费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雾霾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如果在当前减税轻负的大背景下，不适宜立即开征碳税，只要以足够的高度去认识，我们也能够从现有财力里作出有效安排，通过政策性措施予以应对。从2008年至今，国家为防止污染气体排放，已为煤电脱硫、脱硝补贴了10年时间，投入了超过一万亿元资金。而光伏产业作为关乎全国人民呼吸健康的战略新兴产业，国家更应该、更有理由在一段时间内扶持它的发展，我国财政也完全有能力支撑其峰值时每年1000-1500亿元的补贴金额。因此，无论运用市场化机制还是政策性措施，我们都有能力、有条件解决补贴的资金来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