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的一份通报显示，今年1-10月，陕西虽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上取得阶段性进展，但煤炭削减与散煤污染控制任务却依然艰巨。其中，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煤炭削减不降反升，部分国有企业的用煤量同比大幅反弹，还有的耗煤企业出现偷排、超排及无组织排放等环保问题，“带病运行”的情况屡禁难止。
煤炭消费居高难下，使全省结构性污染问题更加突出。前10月，西安、咸阳、渭南三个重点城市的空气质量排名，在全国169个重点城市中长期位列后20名。尤其在减煤重点区域——关中地区，单位面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排放强度，分别达到全国平均强度的3.3倍、3.2倍和2.5倍。能否顺利达成煤控目标，成为摆在陕西面前的严峻考验。
乱排放、做假账、“减无可减”
陕西控煤多乱象
上述通报公开不足一周，来自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一份情况反馈，再度将焦点指向陕西控煤工作。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方面获悉，陕西韩城的部分用煤企业长期我行我素，存在敷衍治理、管理混乱、偷排违排等行为。例如在焦化产能100万吨/年的合力煤焦公司，十几万吨精煤直接露天堆放，不仅没有未按要求建设工业堆场，还出现超高堆放、设施不完善、扬尘污染严重等问题，厂区地面煤末、焦渣随处可见。而在关中最大的焦化企业龙门煤化工公司，烟气脱硫设施形同虚设。今年1-11月，在焦炉正常生产的情况下，4套脱硫设施累计停运313天，性质十分恶劣。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韩城作为关中地区的主要焦化产区，同时也是汾渭平台蓝天保卫战的重点区域。本应得到重点监管的用煤大户，如今反倒让治理流于表面。
其实，这已不是陕西第一次因“煤”而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名。2016年11月-12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就发现，2014年的工业1000万吨减煤任务，陕西仅完成295万吨；2015年的300万吨减煤任务，完成量仅为11万吨。2014年以来，全省违规新建多个火电、化工及燃煤供热锅炉项目。此外，咸阳市发展改革部门认定渭河发电、大唐渭河热电、陕西华电瑶池等3家企业2014年减煤25.67万吨，实际却增加燃煤18.73万吨。
“目前煤炭消费不降反升的情况，主要还是归结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用量大。特别在韩城、咸阳、宝鸡等工业结构本就偏重的城市，煤炭不仅承担着冬季供暖等‘燃料’角色，同时也是重要的原料，减煤成了硬骨头。”一位接近当地发改部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更为严峻的是，省会西安等地还出现了“无煤可减”的棘手状况。西安节能协会会长谢宏皓坦言，因工业企业并不发达，西安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热电行业、民用散煤。“按理说只要把这两块控制好，西安减煤基本没什么压力。但如今，西安也陷入‘减无可减’的困境。从目前情况看，今年的污染治理任务铁定是完不成了。”
工业用煤是重头
到了“动结构”的深层阶段
按照《陕西省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记者了解到，以工业燃料煤、散煤削减为主，陕西省每年将削减燃煤500万吨。而仅在该省关中地区，去年一年减煤已达到1000万吨左右。相比之下，3年减1500万吨的任务似乎并不算重，陕西为何仍会陷入困境？
在谢宏皓看来，燃煤替代工作暂不到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治理效果的发挥。“以西安为例，去年经煤改气后，全市涉煤工业企业由96家降至24家，今年继续改造，基本就剩六七家了。剩余企业不是我们不想改，而是真的不敢改。改气之后若不能保障供气，如何向企业交代？”
由于国家分配给整个陕西的天然气配气指标相对较低，居民用气又需优先满足，对燃气工业锅炉和窑炉的稳定运行造成很大影响。“经相关部门同意，部分情况特殊的企业可保留一台燃煤锅炉。燃气充足的情况下，燃煤锅炉相应停掉；遇到缺气等紧急情况，可作为补充燃料顶上。这也是为何，剩下多为‘减无可减’的情况。”谢宏皓解释。
谢宏皓还指出，西安到明年将取缔所有煤场，全市再无煤炭销售点，意味着想买煤都买不到。剩下的减煤大头，就落在了供热、发电行业。“但随着煤改电逐步推行，热电需求相当于持续增加，尤其到了冬季，为保证刚需，这部分用煤更难减下来。即便要减，后期更多也是靠技改等方式，把单位面积煤耗降下来。
这一说法，得到上述未具名人士的赞同。在其看来，相比其他城市，西安这样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一年1200多万吨的煤炭消费并不算高。“无论西安还是在陕西全省，短期内见效较快的强行政措施，目前基本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则进入需要动结构的深挖阶段。能源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而环保的过程。”
再看全省，记者了解到，2017年陕西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9.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3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平均比重在70%以上，高出全国8.2个百分点。“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一直处于高位，转化利用也不够，全省万元GDP能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大为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