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要求，到2020年，我国将建设50个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50个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基地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5%，形成多途径、高附加值的综合利用发展新格局。其中，将重点鼓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江经济带、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开展跨区域基地建设和协同发展。
资源化率虽有提升
低质、分散的治理局面未变
治污对象复杂繁多，这一次为何会瞄准固废板块？根据《通知》，随着我国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也在加大。“其中，大宗固体废弃物排放影响和制约着产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开展综合利用基地建设，是不断提高和扩大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水平、装备能力、应用规模和领域、品质和效益等的有效途径及重要保障。”
就在《通知》发布不到一周，生态环境部随即公布《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系统介绍2017年固废产业状况。统计显示，全国202个大、中城市一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量超过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生活垃圾产生量达20194.4万吨。而上述被《通知》列入重点的处置对象，综合利用率分别在50%-88%不等。
以粉煤灰为例，产生量最大的行业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综合利用率为77.3%；其次是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等行业，综合利用率均达60%以上。再如由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生的煤矸石处理，目前综合利用率为53.1%。
利用率越来越高，为何还要进一步整合？E20环境平台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认为，从技术、产业等角度看，我国对固废、尤其工业废弃物的治理已走在世界前列，但供需平衡方面仍存在不匹配、低效率等局限。“例如，一家或几家产废企业不足以支撑治理企业的运营，但介于成本等因素，我们又无法大动干戈聚集更多产废企业。相比之下，选择将这些固废先集合、再处置，反倒是一个更合理的方式。通过整合，资源回用几率越高、价值越大。”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管会斌同时指出，截至目前，固废监管仍相对分散，各地涉及城管、住建、农业、商务及生态环境等不同主管部门，“五龙治水”的状态较难形成合力。“尤其在早期规划中，由于各监管单位考虑角度不同、处理规划统一不足，项目选址较为分散、集约化水平低、无法理顺产业链条，各自形成‘孤岛’，存在独立、单一等处置壁垒，大量设施重复投资建设，造成土地、财政、管理等资源浪费。也正因此，系统规划、统一协调渐成趋势。”
源头减量与综合利用相结合
技术与经济性兼顾
围绕“低效、低值、分散利用”现状，《通知》提出“源头减量与综合利用”结合的治理方向，要求在优化设计、科学管理基础上，首先从源头减少固废排放。同时，通过提高品质、扩大品种和拓展应用领域，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加大固废利用量，最终实现增量和存量总和的负增长。除技术、标准、管理等层面，《通知》还首次强调，要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产业、财税及金融等政策。
面对这一“新蓝海”，潘功提醒，要真正实现“高效、高值”，经济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相比其他环保分枝，固废治理具有一定门槛，企业并非带着钱来就能参与。除一定的资金投入，也离不开资质、技术、人员等必要配备。尤其时下大热的工业固废治理，业主往往是一家企业或一个园区，谁产生、谁付费，不同于生活垃圾有政府出面‘兜底’，这就多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参与企业既要考虑技术可行，也要兼顾治理的经济性。如果通过综合处置得来的材料比直接购买原料还贵，为什么还要开展资源化利用？”
此说法也在《通知》中得到印证。根据要求，拟建设的50个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不仅要达环保、安全等要求，同时还需满足年综合利用总量1000万吨以上、综合利用率65%以上、年产值超过10亿元的经济指标。
此外，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坦言，我国固废治理虽呈现整体向好趋势，但具体到单一对象，目前仍存在部分难以攻克的技术瓶颈。“例如煤化工行业的复产盐，就因产量大及成分杂而面临技术难题。”国家能源集团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水处理平台总监熊日华举例称，一个60万吨/年的煤制烯烃项目，年产盐量3-5万吨；一个40亿立方米/年的煤制天然气项目，年产盐量5-8万吨。“相当于每个煤化工项目，每年都有几万吨杂盐待处置。但目前即便做到极致也只能回用70%-80%，剩余部分暂未找到有效处理办法。”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家樑则表示，因早期管理体系粗放、科技体系脆弱等因素，技术现状与处置的“多样化、产业化和智能化”需求矛盾突出。“尤其在项目环评过程中，我们就深刻感受到，目前单一的末端消纳远远不够，急需形成复合新型的污染处置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