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则是，据澎湃新闻报道，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一家金属制品厂上午刚通过生产污水、生活污水处理等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下午就被查出涉嫌多项严重环境违法问题。
记者举报十分钟后接到威胁电话，工厂上午通过环保设施验收下午就被查出涉多项环境违法问题，这样的事情放到一起，颇显黑色幽默，但却又很难说仅仅只是偶发的巧合。从具体事件来看，一个地方应急办的主任将举报信息直接透露给被举报对象，戳穿了某些地方应急办的“应急”底色——其应的可能不是事件处理之急，而是被曝光之急。而工厂上午通过验收，下午就被举报查出多起严重违法问题，除了工厂方面太“嚣张”，验收环节也难以撇清走过场的嫌疑。
这类另类、极端的现象，可以说验证了环保监管中的一些潜规则。从近几年环保领域的执法和监管来看，不管是“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出台，还是实际的环保执法行动，不可谓不严厉。但从中央环保督察和地方问政平台所曝光的案例来看，一些违法侥幸心理和长期以来的监管积弊，还未被完全破除。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环保监管乱象，本质上还是作风、政风问题。
就比如，应急办主任将举报信息透露给举报对象，而记者在十分钟后便直接收到威胁电话，做法确实“露骨”，可除了这类极端情形，现实中又有多少举报永无下文，石沉大海？甚至还有多少举报，最终是被举报者安然无恙，而举报者“遭殃”？再比如，验收后被立即“打脸”确实来得太快，可又有多少装模作样的验收成了习惯？如果不是意外的民众举报和突击检查，多少“假装”的验收被光明正大当真了？
某种程度上说，环保监管固然需要考虑自身的规律，但其所遭遇的普遍性掣肘或许大于环保本身的特殊性。举报人信息得不到足够保护，举报受理机制没有刚性保障，验收缺乏有效监督，这些发生在环保领域，同样也可能出现在安全监管、食品、疫苗生产等其他领域。要破解症结，不仅需要某个具体领域的精准施策，也有赖共性机制的设计和落实。比如，乱象发生后，处理上是不是能够罚当其责。
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二十六条，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将举报者信息直接透露给举报对象，并令举报者遭遇威胁，这是否算情节严重？应急办的工作人员如此热心“呵护”被举报对象，又是否存在不当的利益勾连？另外，上午检查过关，下午查出问题，既要追责企业的问题，验收是否有猫腻，同样不容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