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看到各类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也要看到治理的长期与艰巨性——在一定程度上，山东是大气污染防治现状的缩影。雷宇进一步指出，在PM2.5、PM10等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的同时，一半以上城市现仍面临颗粒物超标问题，且超标幅度大多超过50%。“到2035年前后，所有城市要基本实现PM2.5浓度达标，每年需保持4%-6%的下降速度。”下一步如何挖潜？近日举行的“2019蓝天观察论坛”上，多位权威专家给出建议。
“PM2.5治理有了重大进展，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作为公众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大气污染防治进展如何？亚洲清洁空气中心最新发布的《大气中国2019：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下称《报告》）显示：空气质量整体改善，但局部问题依然突出。
从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来看，“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二氧化硫已全部达标，一氧化碳超标的城市仅剩一个，PM2.5年均浓度水平和超标城市比例也在下降。”《报告》表示，截至2018年，在全国169个重点城市中，近九成实现PM2.5年均浓度同比下降。另有14个城市出现恶化，升高比例在1.7%-15.4%不等。此外，河南整体表现不佳，全省17个城市中，14个城市的达标天数同比减少，恶化范围为24-53天。
“在秋冬季重点时段，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重污染天气，已由2015年占比20%左右降至10%。换句话说，过去每5天就有一个重污染天气，现在大约10天才出现一次，下降幅度明显。不过成效还不是特别稳固，波动依然存在。”雷宇表示。
这一结果，也得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的认可。他坦言，“PM2.5治理有了重大进展，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一方面，PM2.5所带来的挑战，目前仍排在最集中、最靠前的位置；另一方面，对比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10微克/立方米推荐值，我国差距较大。
“截至2018年底，全国338个城市的PM2.5平均浓度降至39微克/立方米，其中190个城市PM2.5浓度超标，仍处在达标的第一阶段。相比之下，目前更注重‘治’的工作，问题来了才去治。由于对‘防’的重视不够，治理之后又出现新问题。”贺克斌称。
“能源、产业和交通结构调整的大气污染削减潜力均有待释放”
结合现状，贺克斌进一步指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进入深水区，情况较之前更为复杂。“非电领域是下一阶段的重点，能源、产业和交通结构调整的大气污染削减潜力均有待释放”。
具体来说，雷宇认为，在PM2.5、PM10等颗粒物中，燃煤带来的硫酸盐和硝酸盐是重要成分。为更好控制颗粒物，控制煤烟型污染仍是主要驱动力。“比如在重点区域汾渭平原，既要从大处着眼，以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为根本，做好长远规划和设计；也要从小处着手，不同时段的治理重点不一，短期可针对当地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等特点，采取减少煤炭分散使用、推进重点行业治污改造，加强企业达标排放监管等措施。”
而在生态环境部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研究员倪红看来，以柴油货车为主的重型车辆、船舶污染排放、非道路机械油品等移动源，对环境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家虽紧密推出一系列管理措施，但目前仍缺乏移动源的减排目标，尚未提出明确任务。“以油品为例，‘汽油全部达标、柴油达标率70%’的统计结果，主要针对加油站一个环节。到了油箱里，究竟是什么情况？再提升还需付出多大努力？”
交通部规划研究院环境资源所所长徐洪磊也称，PM2.5组分中的硝酸盐，与移动源排放密切相关。尤其近年，移动源已升级为很多城市的第一、第二大污染源。“产业、能源结构同步调整，为提供与之相匹配的服务，交通结构也发生变化，治理亟需从末端转向源头。”
“城市是达标管理的基本单元，精细化管理一定要体现城市特色”
在前期治理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挖掘潜力？多位专家认为，精细化管理十分关键。
“围绕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段，目前均已制定细化措施。但无论国家政策、区域规划还是省级要求，最终都要落实在‘城市’层面。城市是达标管理的基本单元，未来的精细化管理一定要体现城市特色。”雷宇表示，针对不同城市的不同污染来源，首先要做详细解析，“说得清自己的污染到底从哪儿来，才能结合城市发展预期，制定明确的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进而确定达标期限、分解目标，针对溯源结果找到合适的对象进行控制。”
以交通结构调整为例，倪红称，随着新车标准不断升级、老旧车辆逐减淘汰，移动源减排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在结构性调整的基础上，未来靠的就是精细化管理、严格达标监督来挖掘减排潜力。”
《报告》还提出，迄今为止，公开发布限期达标规划的城市仅50余个，约为未达标城市的四分之一。对此，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建议，未达标城市应尽快制定规划，并建立配套的达标规划技术方法、评估手段和激励机制。
“目前仍缺乏相应的利益平衡机制，以及考虑当地大气污染程度、经济承受能力、环境治理水平等因素的减排责任共担机制。进一步完善责任、利益机制，在联防联控区域内，让政府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充分保障每个行政区域的利益平衡，是实现区域协作机制最佳效果的必经之路。”《报告》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