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碳定价”从方向，转变为具体措施并落实到市场中，会成为未来五年内，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作为承诺最早实现零碳排放的国家，乌拉圭在承诺中所使用的，是2030年成为“净碳汇国”。
碳汇，不仅包括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中和、减少，和固化二氧化碳，也包括了和碳汇交易相关的支出或收入。
碳汇交易的确定，是在《京都议定书》对各国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规定，属虚拟交易的一种。
建立排放交易体系ETS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将这个“虚拟交易”，转变为真正的交易。
英国商务大臣NADHIM ZAHAWI在11月18日表示，英国政府将考虑所有的碳排放方案，在未来的碳定价策略上是没有分歧的，而且他还表示，排放交易体系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系统。
英国早在2002年就开始建设排放交易体系（The UK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UK ETS），是全球第一个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
就在同一天，欧盟宣布，从2021年正式使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正是大量借鉴了UK TES。
UK ETS主要采取了配额交易和信用额度交易两种模式。其中，配额交易模式，主要是拟定一个明确的减量指标，对指定的企业进行排放配额。这类似于国际金融论坛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所说的“碳配额”、“行政方法的‘碳税机制’”。
信用额度交易模式，中国也准备借鉴使用。
2020年10月9日，中国证监会决定，成立广州期货交易所筹备组，正式筹建广州期货交易所。目前，广期所筹建已获得国务院批准，有望年内挂牌。有期货行业人士预测，广期所可能会将碳排放权期货，作为首个正式推出的产品。
为了实现这一点，亟待确定的则是“碳定价”机制。
欧盟和美国都正在尝试，以“碳定价”策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应对碳排放所带来的挑战。欧盟已率先一步，在碳定价（Carbon pricing）方面建立了碳排放交易系统（emissions trading system）。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推动建立类似的碳定价机制。
碳定价仍然是个大问题
碳定价政策当前有两种可行措施。
第一种是直接向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根据排放量进行收费，即周小川所言的“碳税”。
第二种则是EU ETS所使用的“总量管制和交易”（Cap-and-Trade）措施：允许企业在一定限度内免费排放，超过限度的部分，企业需要额外支付费用，或以投资清洁能源的方式来进行抵消。
美国加州早在2013年开始，就已经将该机制用于加州范围的企业，结果表明，确实碳排放量因此有所下降。但也有批评者称，加州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污染许可总量过多，因此虽然总体碳排放有所降低，但因为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的价格低于应有水平，这使得减少碳排放和污染的推进速度，其实是低于实际能力的。
这两种碳定价机制，本质上都潜藏同一个问题：转嫁成本。即企业在为碳排放付费的同时，更倾向的选择，是将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转嫁给产品最终用户，而不是真正的改进其减少污染或者降低碳排放的能力。
第三方研究机构认为，应当进一步提高碳定价，并让商业公司对碳定价有新的认知，让商业公司的领导层和资本市场，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而不是单纯的为碳排放买单，以及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研究机构的支持，但在资本和金融市场看来，本应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和调节的问题，研究者却希望通过提高道德水平的方式来修正，只是理论研究者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幼稚的解决方案。
这就导致了现实中的悖论性的结果：法国的抗议者表示，他们并不反对碳定价，但同时也不愿意碳定价导致产品价格上升，并最终影响到最底层人群的生活——法国从2016年开始，尝试提高碳排放价格，并尝试了一系列的可操作策略，从碳成本定价，到“软性价格区间”，而这些策略和措施，最终在2018年的抗议活动中，被视为错误政策而广遭批评。
总体来说，“碳定价”已是被广泛认同的方向，早在2014年，奥巴马在面对“我们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的提问时，就回答说，“给碳排放成本定价”；世界银行也呼吁各国政府和企业支持“碳定价”。
但如何将“碳定价”从一个方向，转变为具体的策略，并落实到各国政府和市场的实际运作中，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五年内，最为重要、最为复杂，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