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 月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中国将提高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意味着在2030年前实现达峰后，需要持续快速减排30 年以上，对能源、交通、工业、建筑、农业都具有很强的转型意味，也释放了退出新增投资以及存量高碳资产的重要信号。那么，没有市场，比如电力市场，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没有额外政策的贡献，情况又会怎样呢？
市场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市场的功能是通过供需形成价格，由价格引导行为，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在私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的情况下，其形成的价格就不是有效率的，需要额外政策的介入来纠正。但是，市场需尽量保持统一是这一考量的前提，而不能因为某个或大或小的理由就去割裂市场，市场不是用来解决节能减排问题的。
同时，市场也不是用来解决公平问题的工具。广东的中长期以及现货交易中，各种眼花缭乱的摊派、竞争结果之上的再分配以及“一锅摊”操作，就是在这个基本理念上出现了巨大偏离，成为一种肆意的福利划分与行政干预。对此，英国电力市场经济学专家MichaelPollitt 表示完全看不懂，以至于发问，“你们在干嘛？你们能认真一点吗？” 1
没有市场行不行？
理论上，计划经济是完美的，完全可以避免凯恩斯之前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它的前提是信息的充分对称以及完美。这是一个很强的假设，已被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不可行。美国是观察各种电力市场设计与问题的好窗口，因为它有50 个州，7个联系日益紧密的自由竞争市场，而中部与南部地区还有很多旧厂网一体的管制电力系统。管制系统是没有市场的，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投资无限膨胀等问题。但相关研究显示，通过额外的手段与监管，有些地区的电力部门效率并不低 2 ，地区的电力供应可靠性与经济性也是可行的。所以，公平的比较是在不完美的管制系统与市场体系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假设后者完美，这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图1 目前存量化石能源基础设施自然退役节奏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使得对电力部门未来演化的讨论变得更为简单。一个不需要思考的答案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与利用的全面逐步退出。面临这样的“终极归宿”（见图1），行政手段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模拟市场条件下面临价格激励的企业分散决策行为，对这些设施进行持续的供给侧“改革”——关停并转，甚至在达到寿命期之前退役。当然，实践中是否操作得当，模拟“市场”能否减少误差，则是另一个的重要问题。
没有额外政策可行吗？
没有额外政策是不行的。行政手段也是一种政策，“指挥”各个化石能源基础设施有序退出。此外，一些集体性政策工具也需加入进来，使总体的排放轨迹以一种激励相容的方式，“弯折”并不断下降。
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环境研究所的经济模型模拟的情景 3 显示，要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到2050年，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能力需增长10 倍，风电和核电发电能力需增长7倍。届时，中国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将是目前全世界太阳能发电能力的4倍多、风电发电能力的3倍，而核电发电能力将达到目前全球总量的80%。这意味着在未来30年，风电、光伏的装机相比目前将持续倍增，而核电的增速更高 4 。
这并不会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不同情景可以证实各种技术的“应然”角色，比如风电与光伏往往超常规发展，甚至用现在的眼光看，需要有点极端的发展节奏。它们持续进入系统，需要额外的政策工具提供激励，而并非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笔者的团队基于实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对能源系统最优效率的转型进行了模拟。“照常”发展与碳中和两种情景，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排放轨迹，以及不同的政策要素组合（见图2）。
图2 “照常”发展 （base-G） VS 2060年前碳中和（POL-G）情境下的化石能源排放轨迹
（来源：笔者团队模拟，基于Draworld-E多区域经济模型）
哪些额外政策是需要的？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个集体目标，它不可能通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方式实现。因为，一方面，社会的用能主体具有独立决策权利，它们存在动机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足够的行为引导信号，市场主体也并不清楚如何去做。所谓的“碳中和来了，每个群体都要配合，主动转型”的说法无疑太慷别人之慨，完全无法获得社会的有效支持。
形成一个广泛覆盖经济、财政、产业、劳工、创新与社会领域的政策框架，才能使我国开始以有效率与稳健的方式拥抱碳中和。其中，避免“层层摊派”式的行政性目标完成方式，是一个底线。实现目标的方式与目标本身同等重要。特别是，这种摊派不能在省级以下进行，因为抓出来的“壮丁”可能拥有越来越少的资源与灵活性来实现目标，会导致目标落空或者被僵化执行，造成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方面，对能源总量控制以及“煤改气”进行认真回顾与总结是必要的。
基于不同的经济学思想，有以下可选的政策工具。
表1 基于4种不同经济学思想的碳中和实现方式
来源：笔者整理，基于Meckling 5 (2020) 及Fahnbulleh 6 (2020)
新古典经济学：在环境领域可以称为环境经济学，将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同其他投入如人力、资本类似，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使用，而是使用有无效率，效率是否大过成本。这意味着，人类活动的扩张，必然以环境的退让为代价。
所以，从边际上来说，要对环境的破坏进行有效的定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全社会有效率的利用水平，也就是“破坏”水平。其核心的政策工具是碳定价，即确定额外新增1 吨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是多少，让市场主体去承担。
生态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不同，生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强调保存天然资本以及人与自然共同演化、相互依存。人类只有解放自己，才能解放环境。典型的代表是，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罗马俱乐部。
在这一思想范式下，重要的政策工具是经济减速与各种的“总量控制”以及技术标准，比如是否可以引入每个人最大的可乘坐飞机次数、是否有必要通过降低经济增速的方式改善环境、是否直接禁煤等。
凯恩斯宏观：这一点在疫情之后的经济刺激中得到了再一次聚焦。是否具有较高的宏观经济刺激乘数，是否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成为刺激的价值标准，所以，有绿色刺激与绿色复苏，以及新的绿色计划（Green New Deal）等各种政府的庞大资金注入计划。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CWEA）秘书长秦海岩说过，“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政府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新增的财政资金需要合适的投资渠道去启动疫情后的经济，以求发挥较大的杠杆作用，从而助力长期可持续发展。无疑，风电与光伏产业是两个合适的选项，具有经济与环境双重收益。”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为彻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在企业家创新精神与技术上取得本质性突破。其核心的政策工具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以及技术创新的支持。这些政策工具构成一个工具箱，区别于“拟人化”地对碳中和问题的个人沉思与上帝式的安排，而提供各个市场与社会主体独立决策的信号指引作用。它们在通往2060 年的道路上，需要明确时间表，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路线图。
小结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全国目标，它同时也给我国未来40 年能源系统的全面演进与转型提出了明确的终极约束。有效率的碳中和，需要额外政策的不断推出，形成集体性的政策工具路线图，为社会各个群体的独立决策提供激励相容的信号。
没有市场，电力行业实现碳中和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额外的政策，电力行业要实现碳中和，是不现实的。因此，对未来进行研究的价值在于如何创造一个理想的未来，而不是去预测一个不知道如何实现的未来。也就是说，要超越各种技术应然性角色的讨论，进入不同减排思想对应的政策工具路线图内容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