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网站发表署名Emily Pontecorvo的文章，题目是：Thisone number could alter how the US handles climate change（这一数字可能会改变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
拜登总统在就职典礼当天签署的第一项与环境有关的行政命令，包含了大量旨在将科学带回政府决策的行动。不出所料，他撤销了Keystone XL管道申请关键许可证，并推翻了特朗普时代有关甲烷排放和效率标准的多项规定。而且，他也做了一件意义深远得多的事情——指示联邦机构重新计算碳的社会成本。
碳的社会成本听上去是抽象的概念，但其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数字，显示把碳排放到大气中后到底政府要花多少钱才能处理其后果。换句话说，这个概念也告诉决策者减少碳排放到大气中可以节省多少钱。这是气候建模者和经济学家齐聚一堂的计算出结果：如果我们再排放一吨碳或者其他温室气体，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地球损害，比如农作物减产、极端天气灾难和生命的死亡？
奥巴马政府最先要求政府机构将这一数字作为新法规成本效益分析的一部分。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给碳定价——碳的社会成本并没有让化石燃料涨价。但这是一个有助于证明气候友好的联邦法规的因素，比如电器和车辆的能源效率标准，以及对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甲烷排放限制。特朗普上台后削弱了许多这样的联邦法规。
特朗普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设计自己的特殊方法计算这个数字。使用奥巴马当政末期的计算方法，每排放一吨碳的成本大约为50美元。用特朗普的方法，成本只有1美元左右。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各机构根本没有考虑碳排放的社会成本。
计算碳的社会成本可以归结为四个步骤：1）预测未来人口、经济增长和排放量的变化；2）利用这些预测来估计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3）解读这些气候变化在地球上的影响；4）然后用现在的美元价值来评估这些未来的损害。但每一步骤都有争论的余地，例如奥巴马政府关注全球潜在的损害，特朗普的专家只关注美国的潜在损害。
华盛顿智库“未来资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的社会碳成本倡议（Social Cost of Carbon Initiative）负责人凯文·伦纳特（Kevin Rennert）说，只看美国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的经济不是一个孤岛。例如，损害美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也会进一步损害美国。
这并不是说奥巴马政府的计算方法是完美的。纽约大学政策完整性研究所经济学家彼得·霍华德（Peter Howard）指出，奥巴马政府未能解释海洋酸化造成的渔业损害和野火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在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时，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对政府正在使用的碳框架的社会成本进行了评估，并就如何改进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特朗普上台后，停止了这一工作。
现在，拜登的行政命令重新成立跨部门的工作组，在30天内公布临时数字，用于碳、甲烷和氮氧化物的社会成本。该工作组还必须在年底前计算出最终数字，这个跨部门小组将不仅解决国家科学院提出的问题，而且将过去四年的科学成果纳入这些数字。研究碳的社会成本的经济学家说，如果把所有最新的研究都考虑进去，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可能为每吨125美元。
华盛顿智库“未来资源”的专家伦纳特指出，计算社会成本需要 “公平加权”，这意味着要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袭击一个非常贫穷国家的灾难性风暴造成的损失与袭击一个有气候适应措施的富裕国家的风暴造成的损失不一样。如果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并进行相应权衡，这将使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数字大幅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