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注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
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已经上升到令人震惊的水平。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数据，（2018年）大气中每100万个气体分子中，有408个是二氧化碳，比工业化前（1750年）的水平高出147％。
碳排放是关乎全球生存大计的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关系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2020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市成为居民经济活动和能源消耗的主要场所。城镇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环境问题，交通碳排放便是其中重要一项。
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简称IEA）发布的研究报告《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约40%，2018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达到新的历史高点3.35×1010t，其中交通碳排放的贡献率为25%，在行业贡献率中位列第2名。全球碳排放总量在2019年虽有所下降，但降幅却不足1%。2020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72亿辆，其中汽车2.81亿辆，全国70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过百万辆，31个城市超过200万辆，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海等13个城市超过300万辆。汽车是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按照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移动源环境管理年报》，2019年全国汽车的一氧化碳（CO）和碳氢化合物（HC）排放量分别为694.3万吨和171.2万吨，占到各类机动车排放总量的90%以上，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氮氧化物（NO）和颗粒物（PM）等有害居民健康的物质。交通碳排放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同时也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亟待应对与解决的重要课题。
已有研究显示，城镇化是影响交通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然而，城镇化与交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完全一致。已有的研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交通碳排放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规律和内在机理是什么。
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著名学者就人类对环境影响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模型。但相关理论和模型并没有阐释城镇化与交通碳排放的关系以及各个因子的影响程度。因此，探究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以及它们各自的作用和贡献，解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对揭示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聚焦交通碳排放及相关治理政策研究
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是国内外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项重要议题。已有研究分别从城市的生产行为、交通行为、城市空间结构和家庭出行行为等方面探讨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和路径。生产行为方面，城镇化促进了劳动力的集中、经济结构的改善以及能源消费；交通行为方面，城镇化带来了更多的通勤交通、私人机动车的使用以及为保证城市正常运转的货物运输；城市空间结构方面，城镇化引发城市空间扩展以及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家庭行为方面，人口从农村转移至城市以后，生活消费习惯和出行行为都会发生改变。以上各项因素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交通碳排放。国外学者提出了IPAT等理论或者模型，但是这些理论或者模型都没有考虑除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也没有阐释城镇化与交通碳排放的关系以及各个因子的影响程度。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交通碳排放问题也日趋明显。交通碳排放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城镇化影响交通碳排放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城镇化进程中影响交通碳排放的关键因子和影响量值？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增长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如何对交通碳排放进行治理？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已有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类似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关系。Panayotou（1993）在对30个国家进行研究基础之上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的存在，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这一概念研究环境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ADB）通过仿真模拟，验证了亚洲碳排放与城镇化之间的“倒U型”关系。
在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影响方面，可以结合运用人口迁移、城乡结构转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和方法，探究其内在关系和影响机理，针对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从增长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三个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研究假设，基于IPAT以及改进的STIRPAT模型，实证分析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并对城镇化影响交通碳排放的效应进行检验，揭示中国城镇化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和路径，阐释城镇化与交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目前情况下应当关注并聚焦研究以下问题：
（1）相关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方向和水平
已有研究显示，人口规模对交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Ehrlich（2017）研究发现，人口数量对交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影响能源和交通的使用强度减少碳排放。不过也有相反的结论，Dietz（2015）、Rose（2017）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镇化水平是导致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加的因素。
在经济发展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均GDP的增加是影响交通运输业碳排放的主要因素。有学者基于对中国近30年的数据分析后发现，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和产业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脱钩指数逐渐增大。也有研究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以提高交通强度，对交通碳排放具有间接的抑制作用。
在技术水平方面，Ehrlic、Holdren等（1971）在提出IPAT模型时指出，人类除人口数量和富裕程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于环境的影响均属于技术，近年来的研究对精确化定义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例如，该领域的技术进步可以划分为一般技术进步和二氧化碳专有技术进步，前者用于衡量包括碳减排在内的行业技术进步水平，后者则衡量二氧化碳方面的专有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影响。
（2）我国城镇化与交通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变化规律
近些年，伴随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交通运输业也在迅速发展。交通行业内部在运输结构和能源消耗结构方面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这是影响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交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应当深入探究我国城镇化与交通碳排放之间的EKC曲线或者可能存在的其他关系形式及其变化规律，探索中国新型城镇化中低碳交通的模式和路径。
（3）城镇化影响交通碳排放的内在机理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关系
城市中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城市空间结构和家庭消费行为等都会对交通碳排放产生影响。应当量化解析上述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和路径，探究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交通碳排放的核心驱动因素，厘清不同因素的作用效果和影响程度。
（4）推动交通碳减排及碳达峰相关政策研究
交通碳排放是影响环境质量的一项重要因素，机动车的快速增加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碳排放的重要贡献源。应当深入研究和探索城镇化进程中交通碳排放的治理政策，推动我国交通运输领域碳减排和碳达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