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正确处理水与社会的关系，精准把握水问题的表现、产生的社会机制及其社会影响，已成为学界乃至全社会亟须深入探讨的重要现实问题。为推进相关问题研究，7月2日，在南京召开的“水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水与社会”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河湖长制、水灾与环境治理、人类发展与治水实践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水影响人类社会关系构建
兴水利除水害是治国安邦的大事，水安全问题关系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人民健康福祉。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茂山表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围绕保障防洪安全、饮水安全、供水安全等，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为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奠定了坚实基础。科学规划建设南水北调等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严格实行水资源管理制度，完善集约优化的配置体系，加强水生态保护修复，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资源支撑和水安全保障。
水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执行主任亚历克斯·德·谢宾谈到，气候变化带来水资源缺乏、农作物生产下降、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气候移民”出现。而相较其他因素而言，水资源可获得性是影响人口分布变化最重要的因素。
水与社会的关系，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切入点。水在人类社会关系和精神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湖北大学中国长江文化研究院院长郑晓云表示，水卫生的发展是技术进步的过程和结果，也是观念、宗教、社会传统等冲突和变革的结果。水和人类卫生发展的复杂关系及其展现出来的宏大社会现象，表明了水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人类定居后，必须主动利用水资源，并解决清洁用水问题。水井是人类最早的水净化设施。在中国、埃及等国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了水井。时至今日，我国干旱地区的日常生活用水依然依靠井水。“村庄根据用水关系划分为若干社会单元，可认为是通过井形成的街坊，被称为井方。”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阿江及其团队实地调查了太行山缺水地区。调查显示，由于日常用水需要，邻近居民共同组织劳动力建设水井，圈定用水边界，构建用水共同体。井方内居民互帮互助，相互监督用水行为，乃至日常行为。以井方为单元的宗教活动与世俗文化活动，丰富了本街坊居民的娱乐生活，也增进了街坊成员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地域社会的整合。
深化水环境治理研究
水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国家法律法规建设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柯坚表示，《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是国家水治理、以大河流域为基础的环境治理的代表法律依循。未来，国家江河治理现代化应充分重视流域协调体制机制的建立。
在一些重要的水环境区域设立国家公园，是近年来我国推行的重要治理措施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苏杨认为，国家公园在既往的保护实践中，出现保护机构与地方政府及原住民冲突多发的问题。从冲突到共生的重要前提是中央统筹调整责权利制度，使总体利益获益，且均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才会有助于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与国家治水要求相呼应，地方治水实践中也涌现出不少创新举措，“河长制”即为典型代表。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陈涛在梳理河长制的起源与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河长制产生的结构性因素。他认为，要通过多主体协同推动河长制“有名有实”“有能有效”。同时，要推动民间治水机制具有可持续性，打通河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河长制”在实际运行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潜在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升级。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王耀麟表示，“河长制”的改革创新需加强横向协同、纵向管理，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河湖长制研究处处长刘小勇认为，公众参与河湖长制呈现出“自发—自愿—自觉”的动态演化，具体可表现为参与学术研究、任职民间河长、参与村社治理等方式。常熟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童举希提出，创新河道管理机制、推进河道经营确权、严格规范实施程序等是当下亟待完善的工作之一。
除了国家推动、地方创新等措施，日常生活方式和理念等对水环境治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敦福在讨论瓶装水与可持续消费的关系时提出，瓶装水消费的急剧增长及其环境恶果，根源在于人们在理念和行为上很难将其与生态环境破坏联系起来。
会议由河海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社会学研究所、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等机构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