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要求，对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出系统部署。
“当前，山西省面临高碳排放和高污染排放双重压力。”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薛文博指出，“环境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是同根同源的，现在国家不仅重视空气质量的改善，也高度重视碳的减排。而碳污排放的同根同源特征为我们开展减污降碳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在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以下简称环境规划院）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日前举行的《汾渭平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煤炭总量控制》发布会上，薛文博作主题为《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报告。
减污降碳是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
“近几年，我们大气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就，不仅是汾渭平原，全国的空气质量都有显著的改善。全国有70%以上的城市PM2.5年均浓度已经达标。”薛文博指出，“但从2015年—2022年，汾渭平原整体PM2.5的降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低于长三角、京津冀等其他区域。从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来看，2022年汾渭平原的很多城市依然排在全国的倒数20位，无论是单项还是综合指数，汾渭平原空气质量改善压力还是很大的。”
薛文博指出，汾渭平原的根本问题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比较重。仅汾渭平原这一地区每年就均消耗4.3亿吨煤炭，占到全国煤炭总消费量的10%左右。“下一步要重点应关注的是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
“山西省属于典型的高碳高污染地区，面临着碳减排、空气质量等多重压力。”薛文博表示，大气污染物和碳协同减排是非常重要的路径。
薛文博以大气污染物为例介绍说，几乎所有的二氧化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50%的VOCs排放和85%的一次颗粒物排放，都与二氧化碳排放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出台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支撑双碳目标和支撑美丽中国建设，也就是环境质量根本性改善。“《方案》中还提出，2025年，减污降碳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减污降碳协同度有效提升。”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减污降碳双重措施的驱动下，有望2035年把PM2.5控制到23微克/立方米左右，也就是有望提前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到2060年左右大约可以控制到10微克/立方米。”薛文博指出，“从长远角度来看，碳排放控制的措施在未来对我们PM2.5年均浓度的累计降幅贡献有可超过80%。”
建立一套减污降碳协同指数
“我们在做减污降碳工作的时候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不仅有技术的创新，还有系统管理制度的创新。”薛文博说。
《方案》明确提出协同度要提升，那么协同度到底是什么，如何去表征减污降碳协同度、量化协同度？减污降碳到底用什么去评价？“为了落实相关要求，我们要建立一套减污降碳的协同指数，对减污降碳协同效果和措施进展情况进行定量评估，评估的目的更多是发现问题、反馈问题，进而优化、改进我们的政策。”薛文博介绍说，“这个指数需要具备3个功能，一是横向可以排名，例如省内不同城市的排名；二是纵向比较，时间序列的对比；三是决策指引，能发现短板，去优化我们控制的方向。”
“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院自主开发了减污降碳协同指数，并申请了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为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度评价奠定了技术基础。”薛文博说。
狭义上来说，这个指数是统筹环境质量与碳排放控制，从广义上来讲是考虑环境、低碳、绿色、协同发展等因素，统筹经济、能源、气候和环境体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来协同推动高水平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要低碳绿色高质量发展。
指数分为一级、二级、三级指标3个层次。一级指标包括协同效果、协同措施、协同管理制度，二级指标包括环境质量、碳排放水平、协同耦合度等，既能反映成绩，也要反映状态。
薛文博表示，目前，浙江省作为减污降碳第一个省级示范单位，已经应用了这一指数。日前发布的《浙江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区建设蓝皮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减污降碳协同指数。
“我们在减污降碳协同指数的角度进一步探索了大气环境的减污降碳指数怎么构建，提出了ISEC—AC指数。”薛文博介绍说，“我们用了很简单的指标，比如，使用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单位经济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及其环境健康影响等。从这些指标，我们可以对每挣一分钱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评价，并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做出排名。”
但是，各个省份条件不同，差别较大。比如，西部部分省份碳排放大，但是因为人口密度低，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所以在全国开展工作，它的侧重点、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地方侧重于碳，有些地方侧重于污，如果碳污都重的话大多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减污降碳的差异化推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薛文博说。
减污降碳落实是关键
“碳污排放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特征，碳排放的影响是大尺度长周期的，更适于采用全国一盘棋的管理策略；污染物排放的环境影响是局地相对短期的，更适于采用属地管理策略。因此，以减污目标来引导降碳目标的空间落地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均是可行的。”薛文博介绍说，在这样的技术框架下，目标分解之后，分解到各个省，最终是落实的问题。
落实问题就是行业问题，是技术、成本效益问题，包括电力、钢铁、机动车等。薛文博以钢铁行业为例介绍说：“我们建立了高精度的钢铁行业融合排放清单，包括异质性的识别。钢铁行业有些环节是排污重点环节，但不是排碳的重点环节，存在显著异质性，怎么把这些整合起来进行控制，怎么识别出来减污降碳的重点工序和重点地区，这是我们协同控制的关键点。”
“而在占据全国碳排放量的10%左右的交通领域，怎么对机动车去作减污降碳的协同，我们也期望基于前期研究来制定相应的治理模式。”薛文博说，“在一些比较温和或者可行的情景下，在2035年，单是机动车的清洁化措施就可以促使PM2.5浓度下降10%左右。”
薛文博将减污降碳管理技术概括为“摸家底—辨区域—识行业—定目标—优措施—评效果—配制度”。
“摸家底”就是要突破多介质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特征精准表征技术；“辨区域” “识行业”就是研究异质性问题，识别关键的协同地区、协同行业及工艺环节，减污降碳的核心是增效，如果不能增效的话或许将增加管理负担；“定目标”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减污降碳的一体化耦合目标；“配措施”包括配套的相应措施，也就是研发减污降碳协同的相关技术，构建相关的减排措施库，包括出台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评效果”就是减污降碳协同度与增效度评估；“配制度”就是创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融合的管理制度体系。
“为落实《方案》，下一步将在全国开展试点，现在我们也在编制城市和产业园区减污降碳试点工作方案。”薛文博介绍说，方案侧重的就是城市单元和工业园区。城市的试点更多是政策机制的创新，重点领域协同路径的优化，也包括管理模式的创新；工业园区则更侧重的是协同减排的技术、资源能源循环利用等，也包括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