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生，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二级研究员，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他三十年来始终致力于区域累积型污染协同控制理论方法、技术创新与工程管理实践，发展完善了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的技术、标准和制度体系，创新和探索了生态环境科技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机制；面对国家重大需求，牵头组织开展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总理基金项目等20余项国家重大科研任务，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累积污染协同治理重大科技工程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在重大环境管理工程实践中取得开拓性成果。
李海生从业三十载，始终坚守资源环境守护人的本色，坚持运用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一手抓“源头防”，一手抓“协同治”，带领团队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个关键时期的污染整体性预防与区域环境质量快速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
大医治未病，为绿水青山筑牢屏障
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1992年，为应对日益复杂的环保问题，强化环评技术评估，推进科学决策，国家决定成立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以下简称“评估中心”）。评估中心成立之初，李海生协助韩国刚先生开展中心筹建，开启了与环评的不解之缘。第一次召开技术评估咨询会，大家都没有摸着门道，李海生跟着开发监督司领导跑项目现场，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中国环评事业发展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
1993年，李海生离开祖国去夏威夷大学求学。在国外学习的那段日子里，他深入接触了可持续发展这项全人类的伟大系统工程，并密切关注着作为践行可持续发展公认工具的环评制度的发展走向，希望归国后能学有所用。1998年，放弃了绿卡，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到了祖国，投身于国家环保事业，摸索中国本土化的整体性污染预防与治理实践路径，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彼时，中国即将加入WTO，国门即将打开，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区域性环境问题特征已开始显现；面对大量海外投资涌入的高速发展期，若不采取有力的手段预防控制，环境恶化后果将不堪设想。“大医治未病”，环评是我国污染源头控制制度，也是环保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为实施整体性污染源头控制，国家决定环评立法，却面临着战略和规划环评技术缺失、实践空白等难题。
在环评立法的关键时期，李海生积极参与全国人大环资委环境影响评价法制订的国外调研工作，到美国、加拿大去调研国外环评制度的执行情况。他每天靠几杯咖啡顶着，持续高强度工作，把所有的翻译工作做下来，向代表团介绍国外环评制度的作用和成效，让代表们了解环评法在我国推进的重要作用与意义，回来之后上秤一称瘦了10多斤。回国后，他主持国际合作项目“中国战略环评能力建设”，提出我国“战略-规划-项目”三级环评框架体系，带领团队完成环评法草案首稿。《环评法》的出台，促进我国在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曾说，“环评是半边天下，我们国家发展都跟这个法的贯彻执行有关系”。
推动污染控制 “向决策源头延伸，向工程管理扎根”
“辨方位而正则”。早在2000年李海生即撰文呼吁从决策源头控制污染，构建与我国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环境管理体系。要构建这样一个系统体系，需完成这个体系框架缺失的“拼图”。回到2002年，战略环评缺乏理论支撑、方法创新与实践经验；规划环评初出茅庐，缺乏实施细则、操作手段；项目环评有法不依、缺少事中-事后技术保障与监督监管等。他带领团队用了十五年的时间，将环评与中国特色的五年规划发展模式紧密结合，打通堵点、补链强链、各个击破，推动污染控制向决策源头延伸，向工程管理扎根。构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嵌入式闭环、螺旋式上升的污染源头控制绿色工程环境管理技术体系，实现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全过程的协同。
——向决策源头延伸。
《环评法》颁布之后，规划环评如何开展并且发挥实效国内并无相关可借鉴经验，全国各类可查询的规划就有2万余种，如果所有规划全都开展环评，无异于“大海捞针”。“想国家所想，急国家所急”，李海生带领团队开展深入研究，剖析我国规划体系特征，阐明规划层级、属性、功能差异与区域生态环境风险响应关系，提出“一地三域十专项”的规划环评范围，获国务院发布实施。主持修订《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等导则标准12项，推动了规划环评制度落地实施。发挥了规划环评的绿色发展调控效能和重大生态风险的预防作用，由点到面，从决策源头遏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趋势性、根本性的区域累积性污染，有效避免了我国重大环境灾害的爆发。
李海生说，“《环评法》中未对政策和战略开展环评做出要求和规定，这是我们心中的遗憾”。战略环评没有入法，阻碍在于“没有实践经验”，那就“自己先干，先做起来，先把第一步走出来”。他带领团队自筹经费开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环境评价”课题，摸着石头过河，18个月内不舍昼夜，总结形成“要素红线-开发红线-区域红线”三条红线耦合的战略规划环评理论方法，攻克了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优化调控战略规划目标的科技难题，实现了对关键生态环境问题的预警并超前地提出差异化的环境准入条件。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环评中，前瞻性地提出的生态敏感区红线的要求，提出“不得占用任何黑土地作为项目建设用地”。除此之外，李海生组织举办了第一届环境影响评价博鳌国际论坛，主持开展中加战略环评能力建设项目，开创战略环评的先河。
——向工程管理扎根。
组织制定施工期环境监理、公众参与、资源能源利用状况后评估、国家环评工程师职业资格等关键环评制度，构建了“嵌入闭环、螺旋上升”的“规划-项目-施工-验收-后评估”全链条绿色工程环评管理技术体系。组织研究施工期监理办法，填补了施工期环境影响防治的空白，推动“三同时”验收制度不断完善，打通了“评什么，验什么”的链条，保障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政策到规划到项目落实的逐级传导；通过对行业资源环境利用状况后评估形成政策建议，再反馈到战略政策层级，伴随我国五年计划实施循环上升推动实现产业结构提升和绿色发展。他主持研究提出50余项政策建议，4项获国家领导人批示，多项对策建议以部门规章形式纳入管理体系。其中，《关于加强燃煤电厂项目环保审批有关问题的建议》，催生“环评风暴”，推动环评制度成为防止污染的“控制闸”；《关于加强调水工程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治理雾霾，需抓紧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加强火电行业环境管理以减缓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雾霾污染的对策建议》等，为我国区域流域重大工程环境管理提供决策支撑。
——将科技嵌入决策，“把真理告诉权力”
重大工程投资规模大、复杂程度高，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常由技术难度、系统关联性、未知因素存在巨大差异的异质性子工程组成，决策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生态环境制约因素。作为评估中心主任，他提出创建环评数值模拟实验室，对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数值模拟，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判断、专业的评估经验和准确的工程信息等“三个基础支撑”的维度，科学分析建设项目“法规政策符合性、环境影响可接受性、环境风险可控性和防治措施可行性”四个重大问题，避免决策的人为影响和随意性，从区域整体性分析研判单个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破解了单一项目环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不断加强技术评估手段创新，大力推动信息化智能化能力建设和先进技术手段运用。承担国家环评基础数据库建设任务，率先提出“云环评”理念，构建“一网、一库、一云”信息化评估技术与决策支撑平台，形成了目前世界上覆盖行业最广、项目体量最大、数据信息最全的环评决策支撑系统。
他主持制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指南》，统一了全国环评技术评估标尺；主持完成了西气东输、青藏铁路、南水北调、京沪高铁、全国交通网络规划、长江航道规划等120余项国家战略规划和重大工程的环境影响技术评估。按照“发现问题/管理需求-专题研究-科学实践-管理支撑”工作模式，发挥技术评估机构的战略性前瞻性技术优势，经过实践总结，形成了一套适应中国环境管理需求的环境影响技术评估管理体系，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着独特的参谋助手作用。
李海生喜欢把环评称作是“骑着瘦马、拿着长枪，与巨大的风车做斗争的堂吉诃德”，他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忠于真理和信仰，不畏艰难，不畏强权，心存敬畏，如履薄冰的孤勇者。长期致力于推进建设项目管理规范化、推动规划环评制度化、推广战略环评实用化，技术成果应用于每年约30万个建设项目环评与技术评估，为每一个建设项目都紧了紧“扣”，仅“十一五”期间，推动约10%“两高一资”项目停建、30%建设项目环境治理设施优化调整，带动环保投资过万亿元。合理避让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水源地等800余个。促进火电、钢铁、石化等“两高”行业治理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加入WTO之后经济高速发展撑起一把污染源头控制的保护“伞”。
推动区域协同治理，为民生福祉见蓝天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频发，成为威胁人民群众健康的“心肺之患”。雾霾几乎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尤其是2016-2017年的跨年霾，PM2.5浓度严重超标，时任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亲自部署，动用总理基金开展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当时，李海生调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不久，面对尽快弄清复杂系统污染成因、快速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巨大挑战，他再次迎难而上，毅然扛起这份事关民生福祉的重大责任，牵头组织开展总理基金项目。
污染成因众说纷纭？区域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协同？科技成果如何转化落地？一个个难题摆在面前，李海生坚持系统思维，抓住区域累积型污染必须整体协同消减才能实现空气质量快速改善的关键，提出顶层设计整体性与全过程破解大气治理复杂性的协同治理总方针，首次提出“一点两圈三协同”的区域污染协同治理理论方法，创新“政府主导-科技驱动-多元协同”的“1+X”组织管理体系，构建了“整合-关联-驱动-提升”的Grimme管理模型。
牵头组织“大兵团”作战，集智攻关
李海生是生态环境领域新型科技攻关举国体制的探索者，创建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攻关联合中心，联合265家科研院所与高校，组织2900余名科技人员开展集中攻关，理清了区域性污染“治理反复、反复治理”问题的关键，开展“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构建大气环境综合决策支撑平台，促进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和治理的深度融合，着力解决科研成果难落地和地方政府“有想法、没办法”问题，推动实现科研组织模式和区域协同治理理论的重大创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集智攻关三年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30%，重污染天数减少60%，驻点城市PM2.5平均改善速率普遍高于非驻点城市，实现了区域污染治理的快速、精准和协同。相关成果还支撑了国庆阅兵、建党百年庆典、北京冬奥会等重大活动的空气质量保障，“北京蓝”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他牵头组织实施的大气攻关成果通过国务院常务会议验收，入选“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2019）”，时任李克强总理评价“为科学治理提供重要支撑”。并推广至长江沿线58个城市流域污染治理重大工程，两年内磷浓度下降20.1%，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给予高度肯定。
2019年，他受邀在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做“中国空气质量改善报告”，对外讲好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故事。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评价“中国环境空气治理值得他国学习”。
李海生，始终坚守资源环境守护人的本色与使命担当，成功利用复杂系统思维，创新提出区域累积型污染协同控制理论，突破科技嵌入式治理体系构建方法，推动科技紧密嵌入管理决策与治理实践，破解累积型污染协同控制难题。创建七个国家级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撑平台，实现决策科学化和科技工程化。他潜心钻研，带领团队，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打造一把污染源头控制的“保护伞”，为绿水青山构筑一道安全防护线，为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快速改善贡献力量。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国家战略，污染控制与治理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他将继续抱着“不信东风换不回”的信念，以复杂系统工程思维范式，在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源头控增量、协同去存量，破解累积型污染控制难题，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