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发现，区别于去年已经覆盖全国的首轮中央环保督察，以及今年5月-7月的第一批对10个省（区）的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此次“回头看”已更名为“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梳理整个过程，除增加“生态”二字之外，此批“回头看”还有着诸多变化。
严防“一刀切”成为鲜明特点
打着大气污染治理旗号却影响民生，太原市迎泽区禁煤“一刀切”影响群众温暖过冬；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关停企业，陕西宝鸡市部分县区为应对监督检查集中断水断电。
在“回头看”期间，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涉及“一刀切”的“典型案例”引人关注。
与此同时，在督察组向各地转办的信访件中，涉及“一刀切”的内容也多以 “*”标注，被列为重点问题。
对“一刀切”的关注，正是此批“回头看”的重要变化之一：“一刀切”第一次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不作为、滥作为的内容，正式被列入督察重点内容。
事实上，早在2017年8月第四批中央环保督察进驻四川期间，成都市就下发过相关通知，明确要求禁止通过“发通知、打招呼”等临时性关停方式应付环保督察，决不允许搞形式主义、命令主义敷衍环保督察。
在今年5月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启动前期，生态环境部专门出台了《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 而在此批“回头看”之前，生态环境部召开的会议也多次就严防“一刀切”提出要求。
此批“回头看”期间，很多省份也明确要求，严防、严查在督察期间出现“一刀切”情况。吉林省还专门印发《关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期间严禁环保“一刀切”行为的紧急通知》，对8个重点行业和领域明确了严禁环保“一刀切”行为的具体要求。
“吉林省级环保督察发现，个别地方在推进问题整改、安排部署工作、监督执法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倾向。”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在向督察组汇报督察整改工作情况时坦言。
如巴音朝鲁所言，虽然“一刀切”问题在督察期间不是十分普遍，但确实在一些地方存在，甚至个别地方还比较突出。将“一刀切”列入督察重点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一把手”责任更重、压力更大
“辽源市党委、政府作为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对整治工作研究不多、用力不够、作风不实、紧迫感不强……”
11月14日深夜，生态环境部通报了辽源市仙人河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指辽源市整改敷衍应对。
通报之后的第九天，也就是11月23日，吉林省委对辽源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作出调整。
地级市“一把手”直接因治污不力被调整在此前并不多见，在督察组进驻期间更是第一次。这次调整，也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一把手”责无旁贷。
相比第一批“回头看”，此批“回头看”期间，各省省委书记、省长的“出镜率”明显增加，10个省的省委书记均第一时间对各自被通报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批示，并就“回头看”相关重点问题进行了现场督导，提出工作要求。
以安徽为例，11月13日，安徽省“安庆市江豚自然保护区不断瘦身”问题作为此次“回头看”的首个案例被通报，当日，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就作出批示，并于11月28日现场督导问题整改。
省级党委、政府“一把手”在重要节点、重点问题上亲自过问，以身作则，其目的就是要将治污压力层层传导，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再次强调：督察整改工作是政治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不折不扣地完成整改任务；各级党委、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一把手”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必须担负起相关责任。
群众满意度仍是督察重点
因举报办结率低、重复率高、反弹严重等问题，长春市代市长刘忻11月17日被督察组公开约见。
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期间，“约见”已不少见，但因信访举报办结问题公开约见地级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情况并不多。这充分表明了督察组对“回头看”期间信访举报的重视程度。
信访举报的问题是否解决，整改效果是否满意，群众最有发言权。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朱小丹检查沈阳市浑南新区孤家子火车站平房区群众信访举报件落实情况；第三督察组在安徽省“回头看”期间从去年交办的3719件群众信访举报件中随机抽取200余件进行电话回访……
同时，对于吉林、安徽、湖南等省份群众信访举报经查后不属实率高的情况，督察组也进行了提示。
而这些变化反映出来的正是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将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督察成效的重要标尺。
除此之外，在此批“回头看”期间，还有其他“悄然”发生的变化也同样值得关注。
针对山西运城市新绛县高义钢铁公司无钢渣填埋场、部分钢渣被违规拉运至新绛县龙兴镇桥东村用于垫填批发市场问题，督察组建议山西省成立“高义钢铁违法倾倒堆埋钢渣”专案组，体现了督察组帮助地方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思路；
辽宁省出台《辽宁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问责办法（试行）》以及四川省严防督察问责“一刀切”的工作思路，正在将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问责制度化、规范化；
陕西、辽宁等地投入信息化系统处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确保数据透明、真实准确；
……
变化诸多的“回头看”，对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形成了再推动，对个别利益群体和个别“害群之马”形成了再打击。变的只是方法和形式，永远不变的是则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满足群众诉求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