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5日，由中国生态学学会、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主办，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的“马世骏院士学术思想研讨会——纪念马世骏先生诞辰100周年”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举行，众多中国生态学领域的顶尖专家都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马世骏先生简介

马世骏(1915-1991)，著名生态学家，1980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生态学学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生态学学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第三届荣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环境规划署有害生物专家委员会委员、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共发表论文150 余篇，专著7 本。培养硕士生20 余名、博士生19 名。先后在东亚飞蝗生态、生理研究、系统生态学理论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内外开创了生态工程领域，提出和建立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中国生态学事业发展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早在70 年代就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论点， 曾与挪威首相Brundtland 夫人等共同起草了著名的Brundtland 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是系统生态学理论与生态控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应用的先驱。

教育经历： 1937 年6 月毕业于北平大学农学院生物系并获得学士学位;1948年春，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攻读昆虫生态学，研究腐殖质层生物群落特征、气象因素对蜜蜂行为及其传粉的影响，1949 年获科学硕士学位;1949年冬季转入明尼苏达大学，继续攻读昆虫生态学，并以植物生理学为副科，完成了“红松叶蜂种群动态研究”的博士论文。

马世骏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生态学从初创到发展，从小到大，从书斋走向社会的时代。作为开路先锋一代的代表性科学家，马世骏先生为营造多层级生态学研究的复合生态位搭起了一条通向生态自由王国的人梯。

作为一位才思敏捷的思想家，他将中国传统的系统思想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将科学、哲学、美学与工艺相融合，奠定了中国系统生态学的基础框架。他一生穷根究底探索的是那个古老而又艰深的有关有限与无穷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生与死之间，短暂与永恒之间的生态关系和系统方法的科学议题。他从时、空、量、序四个方面，技术、体制、行为三个层级独辟蹊径，创立并发展了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生态控制论方法，摸索了一条从生态关系的系统分析出发去掌握人与自然关系奥秘的新思路。

作为一代生态学巨匠，马世骏先生把全部身心都扑在了我国生态学的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城乡建设上。从研究昆虫到人类，从经典的实验科学到现代系统科学，从生态科学到环境科学，从自然生态到人类生态，马世骏先生在40 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永不停歇地探新思路，开创了生态工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新领域，发展了现代生态学。马世骏先生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他是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典范、年轻科学工作者的楷模。马世骏先生的爱国情怀、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生态学工作者去进取、攀登、继往开来，为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从事生态学工作的动力

早期马世骏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来自于农业生产实际。1938-1943 年是抗日战争的最艰苦阶段，马世骏先生离开祖籍山东，流亡到四川，辗转至鄂西一带，参加农业害虫研究，常年奔走在鄂、湘、川三省交界区。常使他思考的是当时不解而又必须弄明白的，则是当地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问题，这些疑惑使他对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成为他接触生态学工作的原始动机。

“环境阻力”是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比较流行的一个生态学观点。马世骏先生在美国工作的实验室主任就是此观点的倡导者之一。但马先生在科研中发现，苜蓿花序与蜜蜂群数之间的相伴发展，腐殖质层中多种小动物的共处，红松叶蜂与其寄生和捕食天敌之间相生相克，这种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他对生态学中“环境阻力”的观点产生质疑。他带着这个问题，拜访了法、荷、比、奥、英国的生态学家，开阔了他对气象、营养、天敌等生态因子作用的认识，对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复杂性有着更深的思考，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困惑。

真正使马世骏先生学术思想形成的时期是他回国后，他在《从事生态学工作的动力》中回顾道：“1952年回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大约是在初夏，北京各大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矛盾论，读后颇有顿开茅塞之感。这是一篇概括性的哲学著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两面性的论述，矛盾的激化与转化以及在诸多矛盾中要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论的论述中，收获很大。量变到质变和一分为二的动态观点，已成为我近三十年来观察生态现象及分析社会事物、事理的基本指导思想”。

马世骏先生在《从事生态学工作的动力》总结到：“如若问我是什么动力促使我从事生态学工作，可以把动力发展的过程概括为：好奇(由现象引起)、探新(找答案)、追根(寻机理)、好强(压力、责任)、民族感、事业心。如果说有什么工作经验，那就是从单项事或物中找背景，从多种现象中寻共性，把复杂事物经过剖析纳入到简单的动态规律中，以及多看、多读、多思考”。

学术思想与科学成果

纵观在马世骏先生40多年的科研活动与学术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1952 年以来，他在主持和参加东亚飞蝗种群生态学、蝗区的结构与转化、粘虫越冬迁飞规律、棉虫种群动态及害虫综合防治理论等研究中，深入到这些害虫发生的适生区进

行系统考察与研究实验，阐明了它们发生的特点以及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影响之间的关系与规律，出版了《中国东亚飞蝗区的研究》专著(1965);他提出的“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理论、方案与措施，于1978 年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有关“东亚飞蝗生态、生理学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于198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马世骏先生在提出“中国昆虫地理区划的原则与草案”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昆虫生态地理概述》专著(1959)。这是建国以来有关中国昆虫生态地理与分布以及昆虫区划工作的第一本专著，全面论述了中国昆虫地理区划的特征，并划分为9区23 省，介绍了各区的自然地理条件、重要害虫及昆虫区系成分。还对东洋区与旧北区在中国境内分界线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开拓了昆虫生态地理这一领域的研究。

二、1970年代以后，马世骏先生进一步将科学研究拓展到可持续发展科学领域，他明确指出“生态学是人类解决当代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基础之一”，提出了“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经济建设、国土整治应该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和经济学原则”双原则，并重点探讨了生态系统理论在环境保护、工农业生产、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原理。在环境保护与生态学一文中(1973)，马世骏先生分析了当时生态学有关的三大社会问题，即“环境污染问题、人口问题与生物资源利用问题”，论述了人类、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污染与生物圈物质循环的关系，强调“人类物质循环是生物圈循环的一部分”。他还运用生态学原理，提出了解决污染和保护环境的途径，即“工业技术与工艺、发挥生态系统功能作用、生态风险评估”，呼吁生态学要开展城市生态、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类活动的生态影响以及人体健康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

马世骏先生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大会所作的“环境系统理论的发展和意义”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了“生态系统工程”(1979)概念，并在国际上首次给予明确的科学定义，

精辟地提出生态工程的原理是生态系统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马世骏先生率先将生态学知识与原理应用于环境治理，提出了物理、化学技术与生物降解相结合的污染综合治理战略以及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系统论述了“环境”、“环境系统”及“生物环境系统”的概念，强调了环境系统理论的发展及其在环境保护中的意义，提出了五条生态学基本规律：(1)相互制约的协调规律;(2)物质循环转化规律;(3)输入与输出平衡规律;(4)生物生产力净值;(5)生物发育演替规律。同时，也指出与上述五条生态学基本规律相对应的经济学规律，即：(1)生产关系得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规律;(2)经济再生规律;(3)收支平衡规律;(4)价值规律;(5)资本类型的增长及累积规律。这些方面的论述在环境综合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自1984 年以后，马世骏先生进一步将生态学研究从纯自然生态系统扩展到以人类为中心的人工生态系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论述了“三个子系统既有各自运行规律，也是相互作用的整体”，复合生态系统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也受自然生态规律制约”;提出了衡量复合生态系统的准则，即“自然系统是否合理，经济系统是否有利，社会系统是否有效”;阐明了城市、区域、农村复合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并认为“要使经济与环境同步发展，这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与地区群众素质交织在一起的社会问题。要寻求解决这类问题的途径，首先要找出社会-经济-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的连结点、共性，进而分析三者之间主要矛盾的焦点，方能纲举目张，把问题化繁为简”(1984)。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开创了人与自然耦合机制与调控方法研究的新思路，为我国生态县、生态城市与生态省的规划与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