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个部门，不同的区域以及各个行业之间的配合，比如您刚刚提到它是需要协同效应的。我们也知道为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政府也已经确定了“协同效应”那就是针对环境事件的“党政同责”问责原则，将环保的“责任清单”列入了干部的考核指标当中。您对于这样的问责制度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王毅:
我想“指挥棒”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是政治经济学，领导部门，包括我们党的系统，在未来的发展中，特别是推动“五大发展”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过去一个阶段，更多考虑的是以GDP增长为核心，而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综合，目标也越来越综合，“绿色”的目标开始进入我们责任考核的视野。现在出台的这些新的文件，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同时这里确实也同样面临挑战。比如说对环境问题的衡量，现在是学术界的难题。因为过去比如说资源，很多有价格很清楚，但是并不是说现在的价格，它要放到历史阶段来看。比如现在没有钱，只能开散煤，等你有了钱，可以把煤加工得更好。再往后，可能就有替代能源。不同的阶段对资源消耗有不同的要求。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要用最清洁的能源，这个成本是很高的，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对环境问题的价值化面临着很大的理论难题。我们很难去判断一个环境的价值，这跟个人的价值判断是有关系的。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它的价格也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建立数据体系?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做，而且这也是理论跟实践能结合的过程。有几方面需要做的，首先要有所侧重，不能什么都考虑，重点在哪儿?第一领导人上任的时候，要制定环境保护的目标，不同地区可能目标不一样，沿海地区跟内地可能指标就不一样，所以要把目标设置好。第二，给了责任，同时还要给权力。要实现环境改善，手里得有“抓手”，得有钱，得有技术，得有管理能力，这样才能够把责权匹配好，这也是一方面。比方说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不让它发展了怎么办，你要给足了生态补偿，或者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责权要统一，这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最后，谁来评估?更多的还要引入科学的第三方评估，这样才使最后的结果能够更加公正。在运作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
刚刚您也说到我们的发展是要抓重点，可能现阶段来说，大家对于大气污染，关于“雾霾”可能是比较关心的话题，您也曾经谈到过靠限行不能够解决雾霾和拥堵的问题。但是近日有报道称北京市计划打开五条一级通风廊道，吹散雾霾。您作为气候研究专家，您认为这样的举措有没有实际作用，能不能真正解决雾霾的问题?
王毅:
我虽然也研究气候的政策，但我不是建筑行业的专家，对此我也难以给出非常科学的评判。但是我从现有的资料，包括我们记者招待会所说的这些话和表述当中，我觉得存在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论证的科学性还存在疑问。回过头来说，我们要从为什么产生雾霾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入手。雾霾主要两个成因。第一有很多的排放，第二气象条件不好。比如大气比较稳定，就容易产生雾霾。第一个主因是有排放，辅因是气象条件需要改善。首先我们要把我们主要工作目标放在减排上，而不是想着怎么吹风。第二我们再看气象条件。最近这些年，比如在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综合作用下，中纬度地区，冬季风速是降低的，这是一个大的气象气候条件，这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气候条件并不是我们人为就可以改变的。我们说看到大气污染主要还是在对流层，对流层多高呢?在中纬度地区十公里左右，当然并不是说上层都有很多污染物。但是毕竟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建筑，要想阻碍大气的环流，因为并不是横向，它还有纵向，纵向怎么解决?这里可能要进行更科学的论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独立、公平、公正、透明，而不是说领导或者某个单位说了算。我觉得就像北京，可能突然有一夜，我们所有大街小巷都布上隔离护栏，我就问为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成本效益是什么，你所有车道上下两行、四行的，都要布置，它是为什么?谁来监管?假如你要使用公共资源来做这种事，就必须要进行科学的论证，而且这个程序必须是透明的，公开的，而不是我利用公权力的资源或者公共资源去满足一些私利。这里不是简简单单科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刚才说的老百姓怎么能有富足感。并不是有了护栏就一定能解决，可能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可能同时带来另外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综合地考虑科学的评判，让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使我们最后所做的一些工作能够让老百姓满意，让各界满意，这是无论是官员还是政策制定者努力的方向。
记者:
今年您来到“两会”，关于减排和气候条件改善方面，有没有带来一些提案或者建议呢?
王毅:
我们也有一些建议，比如刚刚说的碳的总量指标。现在我们有了经济的预算，碳也需要做预算。碳怎么去预算?要建立一系列的体系，包括统计，包括政策，碳要建立一套碳运算，这是我今年考虑的因素。当然这些年我们做政策研究，不断地在提政策，包括从总量控制，也包括碳税的问题。我们也在做研究，把碳税跟碳排放交易互相之间做政策比较，看哪个政策更合适，这里当然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想在未来几年当中，我们也会与时俱进，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地把我们研究的成果，跟政策制定能够相互更好地结合，能够为未来提供更好的咨询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