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开资料，我国土壤污染修复产业产值，尚不及环保产业总产值的1%。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达30%以上。那么，土壤污染治理未来的市场空间可以有多大?有业内人士预计，“土十条”发布之后，将带动数以万亿的投资。
围绕土壤污染治理的环保风暴正在蓄势待发。来自相关部门的报道消息称，由发改委、环保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农业部等多部委共同参与制定的“土十条”(《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计划》)经过几十稿的修改完善，征求了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意见，已经将修改完善后的文件提交国务院审议，目前已经进入方案编制关键时期，有望在2016年内出台。
在资金筹集方面，“土十条”内容中将建议提取10%土地出让收益。据测算，若各地提取10%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土壤污染治理，加上中央财政、社会资金投入，每年投入可在1500亿至2000亿元。考虑到国家土地政策逐步收紧的因素，到2020年，预计可筹措到1.1万亿至1.4万亿元。
“国家也会酝酿一系列鼓励政策，促进和规范土壤污染治理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并逐步将土壤污染防治领域全面向社会资本开放。”环保部内部人士表示，下一步国家将细化社会资本投资土壤污染治理领域的鼓励措施，包括财政、税收、贷款优惠等内容。分析人士认为，从中长期考量，“土十条”发布之后，带动的投资预计远超5.7万亿元。
是泡沫还是机遇
显然，我国土壤修复市场将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启动。业内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土壤修复的规模将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并且将伴随着“土十条”的出台迎来行业拐点，市场规模将迅速膨胀。
相关研究机构指出，我国土壤修复行业过去每年大概维持在40—50亿元的市场空间。2008年，欧洲土壤修复市场份额最高曾达到GDP的0.3%，而我国2013年的土壤修复市场规模仅占GDP的0.007%。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已开展、完成和招投标过程后中标的土壤修复项目有40项，投资金额约为17亿元;2015年，我国公开招投标开张的土壤修复项目有32项，投资金额约为23亿元。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土壤修复面临资金缺口大、融资难、标准和相关政策法律缺失等一系列更为具体也更棘手的难题，推测出来的数十万亿级别的市场也许仅是一场虚妄的猜想。
据公开资料，截至2015年6月，我国今年正在开展的土壤修复工程类及调查评估类项目总计19项，投资金额约16.5亿元。将这两个数据分别与2013年的28项和15亿元对比后发现，2015年，全国土壤修复项目仍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并未出现跳跃式发展。
盈利模式瓶颈
而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如何盈利是目前进入“土十条”企业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边贺，专注于环境领域投融资的资深业界人士。他指出，我国土壤修复处于行业发展中早期，相对于水、大气还很不完善，缺乏上下产业链条，主要商业模式是房地产开发。
[pagebreak]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也指出，目前土壤修复的商业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出让，再修复”模式，修复经费由土地开发商承担。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项目较少，其主要弊病在于无法约束土地开发商。二是“先修复，再出让”模式，修复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修复并通过验收后再进入土地流转市场。张益分析，我国2015年的土壤修复市场规模约为200亿元，大部分都与房地产有关，而耕地修复、矿山修复、生态修复等占比较小。
从当前土壤修复所采用的模式可以看出，修复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资金来源过度依赖政府，特别是中央财政，没有稳定的支付体系，就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和商业模式。”张益表示。高胜达也认为，土壤修复耗资较大，倘若都由财政“埋单”，政府压力不轻。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均面临较高债务水平的窘境，二者相加，有可能会使财政支持出现“打折”现象，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自2010年起，中央财政就已设立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但是存在项目分散、资金额度小、效益不明显等问题。比如2015年中央下达28亿元专项资金用于30个修复项目，平均每个项目资金额不到1亿元。
“土壤修复是政策倒逼的行业。在经济下行下，公司投入环保就是提高成本，能少投就少投，包括政府也是这样。某知名分析师郭鹏指出，我国土壤修复还是以政府驱动为主，目前最多的是PPP模式。
但是PPP模式也存在诸多弊端。“很多PPP项目都是我们垫资，给公司资金周转造成了很大压力。”相关业内人士透露，在土壤修复领域的PPP模式必须考虑企业如何经营，如何回报，如何退出的问题。
如何调动市场积极性成关键
此外，我国需要修复的污染土壤数量巨大，特别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壤污染，比如已关停的企业造成的污染后果，由谁买单?同时大面积的农田土壤污染修复费用极高，由于缺乏具体的责任人，修复工程几乎无法推动。
张益指出，目前国内土壤修复产业产值仅为环保产业产值的1%左右，这一数值远低于发达国家30%左右的水平，伴随治理需求的不断释放，未来土壤治理，需要依靠市场模式来进行。
业内人士表示，在土壤修复领域，未来可采用绩效合同服务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及具有较好融资效果的BOT、PPP等模式。
“但目前来看，上述模式在土壤修复领域尚未能得到有效推广。下一步政府应从政策法规完善入手，推动PPP等融资效果更好的商业模式在土壤修复领域的应用，以解决土壤修复领域面临的融资、治理效果及效率等核心问题。”张益认为。
“同时，在修复伊始，需要明确修复主体，它是由土地开放商来负责治理?还是由污染企业自己来负责治理?又或是由第三方的土地修复商来负责治理?这每类主体后面涉及的商业模式都不同。”张益建议。
我国需要修复的污染土壤数量巨大。张益认为，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壤污染问题，尤其是已关停的企业造成的污染后果，难以用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去追究责任人。同时大面积的农田土壤污染修复费用极高，由于缺乏具体责任人，修复工程几乎很难推动。并且土壤污染可能引起突发性公共事件，需要政府有足够资金，以保障在突发事件中所需要进行的评估、修复、赔偿等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而解决资金投入问题，是土壤修复领域面临的迫切问题。因此设立土壤修复专项基金具有必要性。
张益建议，在专项基金设立上，建议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借鉴美国政府性信托基金(如超级基金)运作模式，尽快建立以“谁污染、谁付费”和“谁投资，谁受益”为原则的多责任、多目标的投融资体系，确定合适的基金规模和资金来源，用于解决历史遗留和无法确认责任主体的污染土壤修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