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工程与环境委员会委员。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对改变全球能源秩序，维护全球能源安全，重塑全球能源治理架构，实现人类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也是控制大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
回顾“十二五”，从大气污染防治来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PM2.5纳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到“大气国十条”的颁布，都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决心。展望“十三五”，节能减排和大气污染防治都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用创新的思维来处理问题。
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提出“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可谓在顶层设计上，对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创新性举措。
与大气污染防治不谋而合
有人总问，大气污染控制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污染还这么严重?中国的大气污染是过去三十多年发展产生的副产品，要解决这个问题，全国的环境空气质量希望能够显著改变，可能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十年或者更长时间。
实际上，近十年来中国大气污染控制取得长足进展，无论控制的污染物及污染源种类、污染物排放总量，还是环境空气质量都反映出这种进展。但眼下污染物减排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经过近一段时间的消减，容易减的已经减了，要进一步消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就要“啃硬骨头”，进入攻坚期。控制PM2.5，不仅要消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同时也要消减挥发性有机物和氨的排放，消减这两种污染物与控制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相比，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所以是深水区。
从时间节点上看，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收官，珠三角地区，希望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尤其是PM2.5达标;长三角地区，希望能达到目前珠三角的水平;京津冀地区，能够达到目前长三角的水平，每个重点地区向前跨一步。到2025年，在已有目标的基础上，珠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继续改善，长三角地区能够基本达到符合环境质量的标准，尤其是PM2.5指标，京津冀地区持续改善。到2030年，全国大多数地级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达标。到2050年，中国的大气环境质量基本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环境空气质量浓度的指导值。
总有人说我太过保守，公众会不答应，但实际上无论答不答应，治理空气污染都要脚踏实地的努力，而且要实事求是。既要打攻坚战，也要打持久战;既要治本，也要治标。一口吃个胖子是很难的。
我注意到，在《全球能源互联网》一书中，对于其建设也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即在2020年前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到2030年前启动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加强洲内联网，到2040年推动各大洲主要国家电网实现互联，到2050年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
从时间表上，这一规划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是不谋而合的。而实际上，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核心作用就是能够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来有效解决我国经济下行、雾霾上行的问题，促进国民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从这点来看，调整能源结构和大气污染防治是密切相关的，都是急不得的。
根本出路在于可再生能源
从全球来看，大气污染经过了由燃煤污染向机动车污染转换的过程。1950年代伦敦烟雾事件是典型的燃煤污染，而现在伦敦大气PM2.5有63%来自于地面交通源。
眼下，中国大气污染控制的主战场还是在燃煤污染。煤炭问题，一定要清洁、高效、集中和可持续利用。清洁高效很多人说过了，我加了“集中”俩字，集中到比较大型的用煤方式，集中到电厂，逐步消除那些分散、落后的燃煤方式，这是燃煤的战略。据统计，一吨散烧煤甚至比十吨电厂用煤排放的污染物还要多，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控制。
此外，我国机动车污染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难度也会越来越大。我们是一个高度增长高频使用机动车的国家，我们机动车污染有三高：一是保有量高速增长，这个速度连续十多年都在15%左右;二是高度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甚至城市核心地带;三是高频使用，在北京一辆车一年平均行驶14000公里，在德国一年约12000公里。要解决这三高，我们要建立车油路一体化的控制体系，我们的车要不断升级，我们油品质量也要不断改善，此外我们的道路也要更畅通，更多地依赖公共交通方式。
当然，要想彻底打好这两场战役，最根本的出路还在于可再生能源。如何更高效的开发、利用、配置、消费可再生能源，《全球能源互联网》一书中，已经给出了明确答复。具体而言就是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这对改变全球能源秩序，维护全球能源安全，重塑全球能源治理架构，实现人类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也是控制大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
目前，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电能替代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以电代煤、以电代油，对于控制散煤燃烧污染和机动车污染的效果明显，而要实现清洁替代，还需要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理念能够尽早落地，转化成实在的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