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下午5点，胡佳路过唐人街著名的“天后宫”，牌匾上三个金色的大字，闪耀出几分亲切。
此时1万公里外，北京时间早上9点，胡娜急匆匆赶去单位。透过车窗玻璃，不远处，天后宫的缩影正朦胧地浸在一片霾影下。
姐妹俩就在这样的时空里奇异地相遇了。
胡佳两年前移民去了美国。
她从18岁开始便在美国留学，研究生毕业后也曾回国生活过，但越来越重的空气污染，让本就有哮喘的胡佳不堪其扰，只得选择移民。“雾霾在光明正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深受其害却无力反抗，能做的只有默默等风来。”
从口罩到净化器再到移民，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人们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数据显示，中国累计移民数量已超过1000万人，成为全球排名第四位的移民输出国。
其中，国内的环境污染问题以20%的比重，跃升为国人移民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占比21%的教育因素。
“每到冬天，尤其是雾霾比较重的时候，我们的咨询量就明显增多，差不多能比春、夏、秋三个季节翻一倍。”北京一家投资移民中介机构的市场总监刘莉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汪丁丁表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势必诱致中高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但年轻的群体移民海外。“谁也无法阻拦，因为在马斯洛需求层级当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个社会不能满足这一最低需求，这一社会就不再是适合人类生活的。”
不得不走
天空像个灰蒙蒙的盖子一样盖下来，王璐把窗户关紧，5岁的女儿不能出去玩儿，只能趴在窗边鼓捣平板电脑。
“天天看着她戴着防毒口罩，从家里被押进车里，再从车里挪到学校教学楼里。”每到冬天，王璐就觉得女儿像一只关在封闭笼子里的鸟儿。“但很多时候，还是不放心，恨不得把她揣进兜里。”
强烈的不安全感，终于让这位母亲下定了决心。
一个月前，她与北京一家移民中介机构签署了协议，委托其帮忙办理移民手续。
而像她这样因为雾霾而移民的客户，刘莉一周之内就接待了近十组。
王璐是个南方姑娘，大学毕业后便选择留在北京打拼。
直到2012年，女儿出生，王璐第一次质疑自己当初的选择。
这一年，“雾霾”“PM2.5”第一次进入了公众视野。国务院发布空气质量新标准，增加了对PM2.5值监测。次年，北京开始在35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监测PM2.5等5项污染物质。
“成年人戴戴口罩也就挺过去了，但是孩子太小，根本就无法出门。”但彼时，王璐却从未将移民海外列入未来计划。“当时觉得好不容易在北京站住了脚，因为一个雾霾就放弃来之不易的生活，不值得。”
女儿的奶粉是进口的，家里的瓜果蔬菜是北京有机农田的……为了应对雾霾，三年前，王璐还为家里添了3台空气净化器。“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又和班里其他家长集资给幼儿园买了1台。”
可即便如此，也并没有让王璐感觉踏实。
女儿已经5岁了，当初在她设想里会逐年减轻的雾霾反而愈演愈烈。
她在前年买了一枚雾霾检测仪，女儿走到哪里测到哪里，每每看到数值，都沮丧不已。
而当初留在北京的坚持，也最终在告别了2016年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强度最强的雾霾，却又在2017年迎来长达212小时的“跨年霾”后，彻底崩塌了。
“孩子现在越来越容易生病，我不知道这和雾霾有没有关系，但我解决不了雾霾的问题，就只能解决孩子面临的问题。”王璐说，她以前觉得，只要生活在故土，一切困难都可以对抗。但如今她慢慢发现，无法对抗的是生活本身。
她不愿意让孩子在本应享受蓝天白云的年纪里，早早地过上“口罩里的童年”。
火爆的移民生意
2013年10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报告，首次指认大气污染“对人类致癌”，并视其为普遍和主要的环境致癌物。
此后4年来，刘莉发现，每年冬天雾霾加重的时候，来找自己咨询移民政策的人数就会明显增多，促签也特别容易成功。“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电话响个不停。”
雾霾，已逐渐成为移民最直接的导火索。
“在以前，客户关注移民时会考虑很多其他客观因素，例如，能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等等。”但如今，对环境和自身安全的无力感会促使他们迅速作出决定，刘莉直言，“他们觉得，在国外不管怎么样都会活得比现在好。”
她始终记得，一年前的冬天，一位天津的客户找到她，开门见山地坦白，自己想要躲霾，能否给他推荐一个国家。
“在此之前，这位客户甚至从来没有过移民的想法。”刘莉感叹。
在她十几年的工作经验里，移民行业一般春节过后直到10月份是旺季，春节之前则是淡季，“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移民是件‘大事’，不愿意赶在过年之前匆忙办理，都想‘过了年再说’”。
但在如今的北京，由于雾霾，大多移民中介的淡季已经变成了旺季。
此外，几年前，刘莉的客户还大都是企业家、公司法人等富裕阶层，而现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
就在一周前，她曾接待了两位50多岁的退休教师，把北京的房子和车子都卖了，“痛下血本”，就是为了“换一种活法”。
她还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有时候，客户打电话来咨询，号码显示地为海南或云南。我还以为是外地客户，结果一问才知道，对方是北京人，只不过冬天跑到海南、云南去避霾。”
对此，汪丁丁撰文指出，如果国内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最先移民海外的将是那些具有高学历的人，这就是所谓“脑流失”。如果放任“脑流失”发展，北京最终将只剩下科技含量很低的产业。
而事实也似乎证明，北京对于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降。
有媒体报道称，这个冬天，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一直在寻找新的主教练，他们希望意大利名帅斯帕莱蒂能够出任。
然而，斯帕莱蒂对于北京的空气质量非常在意，甚至发过一张北京重雾霾的照片无奈表达，他的妻子也对雾霾极其抗拒。
最终，斯帕莱蒂以无法说服妻子为由，拒绝了北京国安的邀请。
抓不住的筷子
但更多的人还在左右为难着：一边是环境的急剧恶化带来的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力，一边却有事业、家庭等无法割舍的牵绊。
在刘莉看来，她负责的欧洲投资移民大约需要30万欧元，“这笔钱其实算不上什么代价，真正的代价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需要重新适应新的生活、新的思维模式，包括新的语言”。
早在2011年，一名华裔教师便因为告知孩子们“没有圣诞老人”，而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并为此向每位家长致电道歉。
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在这个“扛麻袋的白胡子老人”身上爆发了。
一片火热的移民潮背后，人们开始慢慢意识到，对移民国的不了解，以及冲动之下对未来生活的盲目规划，让这场带着逃离味道的移民，往往并不如预期的美丽。
“到底要不要回国?”这个问题已经萦绕在王平脑海两年之久。
2015年，王平博士毕业后，技术移民到澳大利亚。当时已经结婚生子的他，决定移民的最大动力就是给孩子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初来澳大利亚，王平也曾信心满满。
可最初的“蜜月期”过去后，他发现，艰难的“磨合期”已然来临。“研究了这么多年的专业知识，却不能学以致用，很失落。收入也远远比不上国内，活得累。”
王平说，两年来，他很多个晚上都躲在被子里掉眼泪，也想过放弃。“后来还是考虑到孩子，才咬牙挺下来。”
“一个民族基本的文化特性被称为文化基因，能担当基因重任的文化因素有三个：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云华向法治周末记者解释道，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就像中国人生来用筷子吃饭而美国人用刀叉一样。你既然来了美国，就只能放弃筷子，不然你无法生活。
但这对于只为躲霾而来的移民族来说，这往往需要更长的适应期。
刘云华对此解释道，大多数移民人士，往往出于对子女教育、个人发展与追求等因素选择移民，与这些移民不同的是，在雾霾笼罩的环境条件下，移民对这部分人群只是一种逃避的手段，并不是真的出于对移民国生活条件、文化氛围的向往，抱着融入的心态。
“我想我最后还是会回国的，等一等，等到雾霾散去的那一天。”王平低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胡佳、胡娜、刘莉、王璐、王平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