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一名农民在水稻田间喷洒农药。新华社记者 张春雷摄
过度使用和地力透支是我国的土地环境现状。应制订土壤非刚性污染物的筛选值、指导值，还要采取长期跟踪监测的制度和风险评价制度，构建分类指导、科学合理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
对没有污染或轻微污染的土壤优先保护;对轻度、中度污染的土壤要安全利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农艺措施排除风险;对重度污染的土壤，要依法依规改变土壤的用途，退耕还林还草、农林轮作或者经修复后作为建筑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重新开发利用。
“土地也会‘过劳死’。人们不断从土地索取，然后注入各种‘营养’，还使用大量防治病虫害的农药，土地的功能被破坏。过度使用和地力透支是我国的土地环境现状。”中国工程院院士孟伟说。
孟伟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中国工程院关于全国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战略咨询项目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土壤质量在不断下降，我国农业生产中土壤的贡献率大约在50%至60%，比40年前下降10%，比西方国家至少要低10至20个百分点。该如何拯救“过劳”的土地?日前，在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主办的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工程科技论坛上，专家学者“号脉”土地问题，开出了药方。
红线内的危机
小麦收获了，但是媒体近日曝光的一则新闻却让人忧心：河南新乡麦样麦粒总镉不达标，超标范围从1倍多到10多倍不等。对此，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粮食安全应急机制。
河南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小麦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去年在新乡发现的部分“镉麦”，最高比国家标准超标34.1倍。究其根源，是来自“久病”的耕地“母体”。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当地电池产业的粗放式发展导致了严重的土壤重金属污染。
近年来，我国保住了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粮食连续12年增产，食用农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合格率达到95%以上。然而，时不时出现的镉大米、镉小麦等事件也让人忧心，土地的“生死疲病”正在成为红线内的危机。
我国的土地状况究竟怎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究员魏复盛表示，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历史较短，土壤污染没有发达国家积累严重，全国土壤大部分的环境质量较好，90%以上农地适合耕种。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土壤局地局部污染严重，中度和重度污染土壤约占2.6%，轻微污染约占11%，耕地中度和重度污染占2.9%，而且污染速度在加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柏仇勇直言：耕地在减少，需求在增加;土地在减产，粮食要增产。
我国土地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触目惊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伟伦告诉记者，我国粮食产量占世界的16%，化肥用量占31%，每公顷用量是世界平均用量的4倍，过量的化肥很快被水冲到地下，影响土壤的营养平衡。而我国每年180万吨的农药用量，有效利用率不足30%，多种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使病虫害的免疫能力增强。不断加剧的农药使用，对于环境、农地粮食和食品残留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长期的“带病生产”让土地出现了严重的“过劳”问题。“由于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有机肥减少，加重了土壤板结与污染，导致土壤质量有下降与退化的趋势，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土壤有机质下降，对重金属的固定作用就大幅度减少，土壤的PH值降低了，增加了土壤重金属的危害性。”魏复盛说。
“农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超过自然界生态系统可以自我完善和恢复的生态阈值，但是现代农业的污染已经不小于工业污染，占全部污染的47%，需要高度重视。”林伟伦说。
被误解的土地
土壤滋养着万物，是陆生植物、微生物、动物以及人类生存的物质宝库，人类消耗的80%的热能、75%以上的蛋白质和大部分植物纤维的生产都来自土壤，此外，土壤还具有维护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控制病虫害、减缓气候变化等生态服务功能。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土壤可以容纳万物，对土壤的“免疫力”和“自我净化能力”过分乐观。
其实，这是对土壤的误解。魏复盛表示，土壤只是环境中的要素之一，环境是统一的整体，各种要素互相影响，大气污染、水质污染、污泥污染、化肥、农药的污染，这些污染物最终都会渗到土壤里。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则会因其污染来源复杂、隐蔽性与累积性强等特点，导致修复治理难度大、周期长、投入多。
农业部土壤调查显示，污灌区的土壤污染比较严重，140万公顷中，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地面积占64.8%，很多污灌虽然已经停止了，但残留在土壤当中的重金属迁移能力很弱，对土壤的吸附力很强，难以清除。
污染后才进行治理让很多地方付出了巨大代价。北京化工二厂作为房地产开发区，修复费用花了7亿元;杭州一个农药厂修复费用花了1.7亿元;武汉赫山农药厂DDT和666农药超标，修复成本达到2.8亿元。
而有时，对如何区别治理“病情不一”的土地，“医生”们并不明晰。“普遍认为，超过标准值就是污染，污染了就是有害，有害了就要治理。实际仅从刚性方面做出判断是不够科学的。污染的土地，有可能由于调整了种植结构、种植品种、耕作方式，就不会对农作物产生有害的影响。比如，同一块土地，对粳稻和籼稻产生的污染差别就很大。”魏复盛说。
专家认为，土地污染风险评价制度很重要，应制订土壤非刚性污染物的筛选值、指导值，如果超过了筛选值和指导值，土壤可能就有问题。此外，还要采取长期跟踪监测的制度和风险评价制度，构建分类指导、科学合理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
由表入里的“药方”
为了摸清各地的土壤“症状”，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展了土壤监测相关工作，如今团队不仅掌握了我国不同历史阶段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推进情况，取得了一批国内领先的技术研究成果，还建立了宝贵的土壤样品库，保存了近8万份珍贵的历史土壤样品，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土壤的“对症下药”，要制定分类施策措施。魏复盛表示，首先，对没有污染或轻微污染的土壤优先保护;其次，对于轻度、中度污染的土壤要安全利用，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农艺措施排除风险，比如说有的地方种向日葵就不吸收重金属，广西种水稻就吸收镉，种荔浦芋头就不吸收，这方面要将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科学发现的成果用在土壤修复和安全利用上;此外，重度污染的土壤，要依法依规改变土壤的用途，退耕还林还草、农林轮作或者经修复后作为建筑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重新开发利用。
治疗“表症”容易，要调息内里却需要“长期服用小火慢熬的药”。魏复盛表示，解决土壤“带病”问题，要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和产业化，耕地和粮食生产由重数量安全、轻质量安全到数量与质量安全并重转型。推动农业的循环生态建设，科学合理地用肥、用药，实现化肥和农用化学品的减量化和零增长。畜禽养殖的规模和消纳的农用地要匹配，推广畜禽粪尿就地土地消纳或加工成有机肥料的生态化畜禽养殖技术等。
与此同时，需要尽快补齐土壤保护与治理污染的短板。“目前，我国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土壤环境保护与防治污染的责任主体等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不仅严重滞后于大气、水、固废和噪声的污染防治专项立法，而且与国际立法先进经验存在较大差距，这个问题要尽快解决。”魏复盛说。
而土壤研究的科技支撑薄弱也成为掣肘。魏复盛表示，“土壤污染来源是什么，污染物在土壤当中怎么迁移转化、怎么消长缺乏研究，土壤退化、修复、治理的核心技术也很缺乏。我国设立了水污染防治的重大专项科技支撑项目，也设立了大气污染防治专项科技计划，应该尽早在土壤污染防治上设立专项科技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