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萍代表: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都在微信群里讨论垃圾分类问题,不是议论要不要分类,而是在研究怎么正确分类。
卫爱民代表:在淘汰大型家具、家用电器等物件时,建议动员相关企业积极回收,并对市民给予一定形式的补偿。
陈芳代表:相关部门与电商企业合作建立回收平台,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曾德雄代表:试点中部分街道、社区探索出的好做法,应形成全社会覆盖的态势。
数月来,凭借“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北上广三地成为改写中国垃圾分类史的引领城市。“垃圾分类”开始走向实至名归。
2019年7月1日,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一场全民参与的“垃圾分类”战役在上海打响,北京、广州等超大城市迅速跟进。这场战役的终极目标是突破“垃圾围城”。
上海:“垃圾强制分类”运行50天,有成效也有难题
周日的早上7点,上海市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干警陆巍身穿绿马甲,已经开始在小区里引导居民分类投放垃圾了。得益于工作中经常释法说理,跟人打交道,他在给居民解释垃圾分类问题的时候,居民还都愿意接受。
自从《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陆巍就多了一个身份——生活垃圾管理社会监督员。陆巍认为志愿服务颇见成效:“刚开始,个别居民有些抵触,觉得麻烦,不知道怎么分类,我们就戴上手套帮着他们重新分,讲解垃圾分类处理的意义。现在居民们都有了垃圾分类的意识,而且绝大多数能够准确区分干湿垃圾了。”
在上海,像陆巍这样的垃圾分类志愿者有近3万人。
“垃圾分类能够顺利推进,志愿者功不可没。”观察垃圾分类的实施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成为上海市人大代表陈松菊生活中一个习惯,不管是出入小区、还是公共场所,“我总能看到志愿者的身影,他们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大学生,更多的是退休职工,有他们的指引,垃圾就会分得比较准确。”欣慰之余,陈松菊代表也有些担忧。毕竟条例刚开始实施,全社会的关注让上海紧绷着神经。可是,几个月或者几年之后,万一垃圾分类这根弦儿松懈了,那时再去做动员工作,就太难了。
陈松菊代表希望志愿者队伍能够稳定并不断扩大,她建议拓宽垃圾分类志愿者招募渠道,激发更多市民加入到志愿者行列,对出色的团体,辅以奖励机制,提升市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和荣誉感,”陈松菊代表还建议,对违反条例的市民,可以考虑安排他们做志愿者,以教代罚。
法律就是秩序。然而,让一部法律成为所有人的自觉行为,让垃圾分类成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仍需要久久为功。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的第一天,上海各级人大代表就走进社区、商场园区,以及固体废物流转中心,了解前端、中端和末端垃圾分类全流程执法情况。
上海市人大代表许丽萍深度参与了该条例的制定。在走访时,她注意到各小区执行条例的情况参差不齐,“做得好的小区,分类准确率可以达到95%以上,而有的小区差得较远。”
然而,许丽萍代表对上海市做成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这件事是有信心的:“在条例实施前一个月,几乎所有的上海市民都在微信群里讨论垃圾分类问题,不是议论要不要分类,而是在研究怎么正确分类。这反映了上海市民对法律的敬畏,也表现出上海市民的可爱。他们的这股认真劲儿也影响着来上海出差、旅游的外地人。”
7月30日,上海市人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听取了浦东、普陀、虹口等七个区人大联动开展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管理专项监督情况。
在显现成效的同时,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也暴露出来。比如,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与居住区的分类情况相比差得较远;由于增加的成本难以平衡,部分物业企业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不高;湿垃圾清运车辆存在跑冒滴漏现象,影响环境;随着湿垃圾日均清运量的增加,湿垃圾处置能力不足的矛盾已经凸显,等等。
针对实践中碰到的难题,与会的各区人大工作人员建议市级层面加强支持和指导。比如,积极协调解决垃圾短驳运输车辆的牌照问题,规范湿垃圾运输车辆的设计标准,防止跑冒滴漏;重新评估湿垃圾设施规划,进一步加大对各区开展湿垃圾集中规模化处理和分散就近就地处理设计的支持和指导力度。
北京:针对“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现状修法
“早在十年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就发文推广垃圾分类工作。2011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制定《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它是我国第一部生活垃圾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人大代表卫爱民见证了这部法规的制定和实施。
卫爱民代表一直期待该条例能够推进垃圾分类,然而条例实施八年来,北京安装了不少分类垃圾桶,也给居民配发了分类垃圾桶,虽然一些示范小区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但是对更多的北京市民而言,“垃圾分类”仍停留在“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阶段。这让从事律师职业的卫爱民深感焦虑。
“要解决垃圾分类的问题,首先要从末端处理入手。”卫爱民代表结合多年来在北京视察调研的情况说,制约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末端处理设施,北京现在的垃圾焚烧厂大部分都有自动分拣垃圾功能,即使在前端不做垃圾分类,在进入垃圾焚烧厂之后,焚烧设施仍然可以进行分类。所以现实中居民常常看到,即便投放垃圾时分类,运输垃圾时又混装运输。
在卫爱民代表看来,末端再先进,前端的垃圾分类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不仅有利于资源的回收再利用,而且可以减少焚烧时的能耗和有害气体的排放。他建议在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时强化干湿分类的责任;在实施中,对准确区分干湿垃圾的居民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尤其在淘汰大型家具、家用电器等物件时,建议动员相关企业积极回收,并对市民给予一定形式的补偿。
“干湿垃圾不仅要分类,而且要确保湿垃圾的纯度。因为掺杂了塑料、橡胶等杂质的湿垃圾,在后续进行生化处理的时候会影响其发酵生肥。”北京市人大代表陈芳建议北京在实施垃圾分类时,吸取国外和国内其他城市的经验,制作一款操作简便且实用性强的垃圾分类App查询软件,为市民提供分类指导。
针对可回收垃圾,尤其是废旧电器或者衣物、家具等可回收垃圾,陈芳代表认为,可以在定期回收的基础上,相关部门与电商企业合作建立回收平台,既方便市民通过互联网预约收购等形式自主灵活地进行处置,又能够调动企业责任,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明确提出,北京、上海、广州等46个重点城市到2020年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35年以前全面建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垃圾分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行垃圾分类迫在眉睫。
为了给推进垃圾分类管理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依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决定提速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重点解决现行条例对源头减量措施、个人参与垃圾分类缺乏强制性约束,对混装混运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对垃圾分类收运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等问题。
广州:倒逼前端,完善中端,提升末端
提起广州市的垃圾分类,广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宁形容道:“当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过试点确实有成果,现在很多城市都在采用的‘能卖拿去卖,有害单独放,干湿要分开’的分类理念,就是广州首推的。”
早在2010年1月,广州就在越秀区一个社区试点垃圾分类。一年之后,又以先行推广实施区域的形式,推进了更大范围的试点,包括党政机关、学校、小区等。
2011年,《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出台,这是全国第一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政府规章;2018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广州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该条例建立了生活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对不符合分类标准的生活垃圾可以拒绝接收制度、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导员制度等等。
广州的垃圾治理模式可谓大胆有魄力。但是,其治理效果却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道出了原因,试点中部分街道、社区确实探索出一些好做法,但始终未能形成全社会覆盖的态势,顶层设计和统筹推进机制、市民意识和参与度、垃圾分类支撑体系也都有待提升完善。
广州近期迈出新步伐。今年8月15日,广州市政府公布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年行动计划,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陶镇广表示,广州将围绕“科学管理、长效机制、习惯养成、全程分类”,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全链条提升、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参与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力争到2021年,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98%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0%以上。
据陶镇广介绍,广州市在完善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针对“混收混运”问题,通过末端设施处理能力的提升,倒逼前端垃圾分类工作,形成“焚烧为主、生活处理为辅、填埋兜底”的分类处理格局。同时,通过前端配桶、推行定时定点投放,中端增加收运车辆、调整优化收运路线,向社会公布1321条收运线路信息,接受全社会监督,提升分类投放精准度和收运能力。
随着垃圾分类的精细化推进,越来越多的垃圾转入资源回收体系,这是垃圾分类的关键价值所在,也是对城市垃圾分类处理体系的重要考验。在这方面,广州也作出了新尝试。广州市创新推出“互联网+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平台,努力实现全网运营、全区域覆盖,网上预约回收、无人值守智能回收等目标,为推进垃圾分类提供新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