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如影随形，一起跨入2017年。
“爆表”，在多个城市都不是陌生词了：至1月2日，西安、郑州等25个城市红色预警，北京、天津等22个城市持续橙色预警,全国62个城市被霾控制。
因为灰霾，有人在朋友圈写道，“时至今日，对着北京这个情人，心情好比结婚十年，相看两厌，一心出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谈论如何逃离这个被灰霾裹挟的中国北方。
北方持续重霾，是由大气污染物排放、气象条件、大气化学反应过程携手造成。除了气象条件，其余二者皆起因是“污染”。
1月2日，环护部通报2016年底的督查结果：个别企业擅自生产、违反限停产规定，有的减排措施不到位，有的甚至违法生产排放；此外，还发现有施工工地防扬尘措施不完善。这是去年底环保部派出的督察组的调查结果。
这样的督查，环保部近几年常做。2015年底的督查结果是，煤质超标情况普遍较多，并且，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售煤企业，未能提供合法的环保手续，环保状况不容乐观，普遍缺乏有效的抑尘措施。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江亿曾对《财经》记者分析，从整个华北大区域来讲，能源结构不合理是造成雾霾频发的主因。
然而，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环境动力学与预测理论研究部主任王跃思则认为，环保部门低估了汽车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率。北京红色预警效果显著，机动车直接排放水平的降低减少了向PM2.5的二次转化，污染物跟相同的气象条件相比，PM2.5下降了14％。
主流学界与几大政府部门对谁是灰霾真凶，虽一直存有争议，但如能管住车、控好煤，还是可期待消除重霾，关键是严格执法，将排污企业、排污行为真正地监管起来。
管住车
无论学者，还是住建部、发改委的官员，都曾示意，汽车尾气是最危险的排放物。北京市政府一边淘汰老旧机动车，限购新车，一边在重霾时限号限行。这种组合拳套路，北京市环保局局长陈添评价称，淘汰和限购后，跟汽车增量比较相互抵消，“也就打个平手而已”，对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不会那么快。
机动车，被视为北京第一大空气污染源，PM2.5贡献率达31.1％。因此，淘汰老旧机动车被视为降低机动车排放的攻坚战。
北京自2011年起对机动车实行限购政策，以勒住机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势头。同年，北京财政拨专项补助，鼓励市民淘汰使用六年以上、未达到国Ⅳ标准的机动车。
政府补助明码标价。对于直接解体的报废车辆，车均补助5000元，转出到外地的补助4000元；2013年，报废补助提高到6000元，转出补助标准没有变；2014年报废补助提高到车均9000元。
至2014年，北京淘汰老旧车47.6万辆，排放最差的黄标车全部被清理出局。当年，北京将小汽车的控制指标由24万辆，进一步缩减为15万辆，9万名买车族失去了购车机会。
2016年底，北京淘汰20万辆高排车。还有一剂“强化针”，从2016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年底，报废车将继续给予并提高政府补助，如小型客车从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补助为10000元/车。
国I、国Ⅱ车辆2017年2月15日起五环内限行。市政府的规划是，力争2018年前全市基本淘汰国Ⅰ、国Ⅱ等轻型客车，2020年基本淘汰国Ⅲ柴油车。
为了完成老旧车淘汰指标，北京市财政年均投入的补助额在10亿元左右。补助，也鼓励了北京老旧车向外地的迁移。在全国，二手车交易中跨区域流通的比例约为20％，而像北京这类限购城市的外迁比例可达50％。
国内的二手车市场呈现明显的梯次消费，基本格局是从高收入阶层流向中低收入阶层，从中心城市流向二三线城市，以及从城市向乡镇流通。
近期，因普遍的治霾压力，使各地纷纷出台限制外迁车辆入市的政策，全国约九成以上的地级城市目前对迁入机动车均设置了排放门槛；要求国Ⅳ以上排放标准的城市为250个。
现在，如北京市这样的一线城市，机动车达到国Ⅲ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比率，已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基本一致。
控住煤
燃煤，在北京PM2.5排放榜位列第二，贡献占比22.4％。在各大城市，燃煤都是一个主要的空气污染源。
早在2007年，清华大学组织的大气污染控制战略研究就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控制煤炭消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相关建议当时只有广东省听进去了，现在广东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比不到50％，空气质量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好得多。
如果从2012年8月，东郊供热厂拆除使用18年之久的燃煤锅炉房，实现“煤改气”算起。到2017年，北京要将燃煤总量从2012年的2300万吨，降至1000万吨。这意味着，五年时间，北京的燃煤总量削减近六成。这一力度在全国是最大的。
减煤腾退出来的能源缺口，由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补上。不过，天然气的价格远远高于煤，东郊供热厂被成本压得透不过气，该厂副厂长李春华曾告诉《财经》记者，上马新锅炉后，燃料成本陡然上升4倍，“居民与集团分担了部分成本压力，再加上后来技术提升勉强算挺过来”。
2015年，北京实现核心区无煤化、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代价是将原来的供暖锅炉全部换掉，上马新锅炉。
作为国企的北京热力集团因此不得不十分“卖力”，对所属热力厂排放要求严于北京市环保局，李春华说：“集团不断施加减排压力，要求能减多少就减多少。”东郊供热厂自身没有能力更换10台锅炉，超过千万元的改造费都由北京热力集团支付。
2017年，北京将全面关停燃煤电厂，代之以燃气热电中心。仅此一项，预期削减燃煤920万吨。
受限于天然气产量和价格，北京去煤、改气的作法其他地区无法全盘复制。其他城市虽纷纷提出“气化”目标，却难以获得如北京一样充分保障的气源。比如唐山，在一部分锅炉“煤改气”后，全市冬季用气高峰期，面临5万－10万立方米/日的天然气缺口，只得“限工业、保民用”。
作为治霾样板市，唐山承接了从中央到省层层重压下来的指标：至2017年PM2.5浓度相较2012年要下降33%以上，重点县下降40%以上。
除了试图“煤改气”，为完成防治大气的重任，唐山还强推了三种能源替代办法：电炉替代燃煤窑炉;置换醇基燃料、生物质等清洁锅炉;社区推行地源热泵供暖。
“高效”的背后是高成本。三种方法相比燃煤均增加数倍成本，其中电炉成本增幅1倍-2倍，清洁燃料运行成本增幅2倍-4倍，而地源热泵供暖的初期建设成本较高。
“增加的费用让企业难以承受，改造积极性并不高。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唐山市环保局人士介绍，按现有政策，锅炉在改造时有一次性的中央补贴，但改造后的燃料更换、清洁能源替代以及新增运行成本，并无补贴。
成本高企下，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起在玩“躲迷藏”。1月2日，环保部发布的督查结果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省界地区小企业集中，违法问题较为突出。在河南省濮阳市和山东省聊城市交界处督查发现，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古云镇一企业园区，以化工、玻璃和岩棉企业为主，共有企业30余家。
被称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出的一个狠招是，按日计罚，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按日计罚，我们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结果全国按日计罚的只有几十亿元，这是杯水车薪！”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工业企业之所以达标缓慢、部分企业敢于偷排偷放，很大程度上因为严格的法律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201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5年各地环保部门下达行政处罚决定9.7万余份，罚款42.5亿元，比2014年增长34％。
“如果把这么严格的法执行到位，那么最起码按日计罚会达上千亿元，而不是几十亿元。”上述业内人士说。
环保部督察组2015年底抽查的10家集中供热企业，7家储煤煤质没有达到用煤标准。
环境监管方面的“不给力”，在清理整顿违法违规建设项目中也可窥一斑。按2014年国务院要求，2016年底前，全国各地全面清理违法违规建设项目，并完成整改任务。截至2016年6月，除西藏外，30个省级行政单位环保部门公开信息，共清理出62.4万个违建项目。但更令人忧虑的现实，随之浮出。然而，这62.4万个违建项目中，仅有7.2万个违建项目将被淘汰关闭。
作为煤炭消耗“大头”的工业领域，如果严格执法和一系列相关标准，治霾效果将十分明显，并会随着控煤以及因之带来的能源结构调整，而使污染物浓度下降进入平台期。这时，占据煤炭消耗“小头”的散煤燃烧等领域，对于污染的“贡献”便会凸显出来。
现实的僵局是，这种控制住“大头”、凸显“小头”的作战方案并不成立。
如何面对未来，每个城市各自都有算盘。唐山还要投资主要污染物减排、产业低碳化、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等五类示范项目。据测算，总投资约116亿元，预计将得到中央财政资金12亿元，省、市、县三级财政资金13亿元，剩下91亿元还需企业和社会自筹。
河北并无筹款良方，寄望于中央财政和北京慷慨解囊。然而，已有的信号越来越明确：上级财政拨付专项资金不会再有太多的增量，治理大气主要靠各地自行消化。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认为，最后的措施就是征收碳税和各类污染物排放税等。
2018年1月1日起，中国将首次对企业征收专门性环境保护税，大气污染物税额为每污染当量1.2元至12元，将原来排污费的征收标准作为税率下限。环境保护税收入将专项用于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