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说，“要让大家在有效参与中化解 ‘邻避效应’。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如果只是扮演旁观者角色，通常会是一个批评者，但如果他成为了参与者，就可以转换成监督者或建设者，更有利于整个垃圾分类处置系统效率的提升。”
所谓“邻避效应”，是指当地居民或当地单位因担心建设项目(如垃圾场、核电厂等设施)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从而激发人们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进而采取强烈的、坚决的、有时高度情绪化的集体反对甚至抗争行为。
此次论坛是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国际能源署(IEA)联合主办，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能产业分会承办，主题为“共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老调不能再重弹了”
近十年，中国垃圾焚烧发电比例有大幅增长。公开数据显示，2018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占比已达45.1%，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8.2%。
“这个成绩的取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刘建国说，无害化处理率提升的同时也伴随着处理结构和处理系统的优化。根据“十三五”规划要求，到2020年，全国城市垃圾焚烧占比要超50%，东部城市要超60%。在刘建国看来，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提前实现的。“我们已从过去垃圾填埋一家独大向填埋与焚烧并举的新技术格局迈进。”
但目前堆肥处理占比非常小。刘建国认为，这主要是过去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导致的。现在我们迎来了新时机，预计未来堆肥和消化处理技术，在中国垃圾分类处理大的格局中将有比较显著的扩张。
不过，尽管中国的垃圾处置工作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有一些问题未得到解决，如“邻避效应”。
刘建国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这需要在理念上、系统上重新思考。过去成绩的取得是在政府大包大揽模式下，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以无害化为主要目标，形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模式，但发展至今，其潜力已被挖掘的差不多了。
“这就需要新理念引领，也就是说，政府包揽的老调不能再重弹了，要让居民、生产企业、处理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进来，多元共治，形成一个新的共建共享的模式。”他告诉记者。
构建全链条处理系统和全面监管体系
刘建国说，过去我们过于注重单个设施、单项技术效能提升，却忽略了生活垃圾前端、中端、末端及回收再利用是一个完整链条。如果只是单向技术突破，系统效能就很难得到根本性改善。
“因为单项技术很多时候造成不同污染物在不同介质中反复循环转化，从气到固，或从固到气再到液体，尽管花了很多钱，但环境质量得不到改善。污染物只是一个转移、延伸和扩散过程。这条路简单依赖于末端处置环节，是走不下去的。”他解释称。
比如进填埋场的垃圾，就是高含水、高厨余垃圾，用再好的技术都不可能解决臭的问题以及大量渗滤液难处理的问题。
刘建国对记者表示，所以处理路径必须升级，要全链条优化设计、全过程管控，从清洁生产、源头减量到产品循环使用，再到能源回收利用和少量残渣安全处置，构建一个全链条处理系统和全面监管体系，实现末端处置设施效能提升、达标排放。
做好源头分类，不要建太多焚烧厂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不断加快，垃圾产生量增长较快，采取的处置措施主要是大量新建填埋场，管理成本较低。
进入本世纪以来，通过能量回收效率的提升来降低污染，就是焚烧发电。此外，过去传统的民间回收利用作坊也广泛存在，存在大量拾荒者和不正规的垃圾回收系统，“小散乱污”的特征较为明显。此外，过去中国不单是处理国内垃圾，还从国外进口大量固废，生产一些低端产品，增加了垃圾处理压力。
刘建国说，其实在上世纪我们就开始尝试推动源头分类了，但到2000年城市试点推行时，也只是一种宣传教育，实质意义非常有限。未来经济发展，消费会不断增长，垃圾产生量依然较大。
因此，国家禁止“洋垃圾”入境，又提出“无废城市”建设计划，要求填埋量最小化。“我们面临的选择就不多了，只能大量提高垃圾物质回收利用率。这就要求我们把过去不规范的回收企业纳入规范的管理系统。”他说。
“焚烧发电一直是大城市垃圾处理系统核心中的核心，是必不可少的设施。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效率，全过程降低污染，特别是对于废渣的处理要进一步严格。必须开展源头分类，否则，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就不可能提高。”刘建国对记者表示，我们希望不要建太多焚烧厂，要进一步改进技术，提高运行绩效。我们要把短板补上，全系统优化选择，可回收物进入资源可利用中心，有机垃圾进入液氧生物处理设施，最后返回土地，其他垃圾进入焚烧发电系统，有害垃圾进入危废处置中心，形成完整系统。
据刘建国介绍，过去有机垃圾真正生物处理比例非常低，几乎忽略不计。有机垃圾要尽可能的分离出来，回到土地当中去。在此过程中，厨余垃圾作为垃圾主体组成部分，必须经过处理，干的发电，湿的液氧消化，进入土地，才有其生态价值、低碳价值，形成综合环境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