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全球经济形势看，资本市场出现剧烈振荡，多数国家的股票指数急剧下挫，国际原油价格异常下行，全球有因疫情拖累出现较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同时，各国出于管控需要，国际航班运营减少，国际投资和国际商品劳务贸易均处于低迷状态，给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新冠疫情对国际贸易、服务业和制造业及供应链都带来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甚至“停摆”。5月7日，据海关总署网站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9.0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4.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74万亿元，下降6.4%；进口4.33万亿元，下降3.2%；贸易顺差4157亿元，减少30.4%。按美元计价，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3万亿美元，下降7.5%。其中，出口6782.8亿美元，下降9%；进口6200.5亿美元，下降5.9%；贸易顺差582.3亿美元，减少32.6%。在服务业方面，交通运输、文化旅游、餐饮零售等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在制造业方面，由于国内制造业在疫情期间陷入停滞，产生了相当规模的溢出效应，影响国际相关产业链中上游企业的采购需求和下游企业的产品供给。
一、后疫情时期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在疫情时代背景下，受疫情影响的产业在疫情结束后如何调整恢复和转型发展。以及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恢复和转型发展中，急需金融业的支持。而建立新的经济平衡，合谐的发展格局需要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经济，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绿色金融则是以改善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节约自然资源、支持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通过金融机构，如银行贷款、债券发行、私募投资等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流入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绿色产业的一系列投融资活动。与传统金融不同，绿色金融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出发点，在投资决策中重视潜在的环境影响因素，充分衡量决策的环境风险和成本，通过合理优化资源配置以期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
本次疫情实为危，如何变危为机?我们可将其作为一个非常好的经济调整窗口期，来发展我国健康战略新兴产业集群等绿色经济。疫情之后，绿色产业关联的众多业态迎来升级版的发展使命，把握危中、危后之“机”，以创新和高质量释放潜力和动能，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真正彰显“绿色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本质特色。由于市场结构被迫洗牌及新生的行业也有待规划。可发展国家健康战略新兴产业集群，这样不仅是应对未来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基础设施保障，而且与“新基建”领域密切相关，是推动“健康中国” 绿色经济建设的重要切入口。它可包括以下六个方面：（1）新冠病毒科技攻关及其产业化；（2）公共医疗与公共卫生器材的研发制造；（3）新兴医疗人才培养及健康教育；（4）新兴智能医疗产业链；（5）新兴医学康复与康养产业集群；（6）新兴“无接触经济”的各种线上化服务；（7）以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为核心业态等; （8)新兴体育文化产业集群等。可考虑在未来5-10年重点支持发展，通过新基建，新动能的展开，补齐国家健康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推动国家健康新兴产业集群的原始创新，努力营造创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使之成为引领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源。
绿色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利器，是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化转型和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的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市场参与主体逐渐扩大，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深化。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政府引导机制不健全、市场运作体系不成熟、社会参与程度普遍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切问题归根结底是机制问题。现阶段，要实现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并平衡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坚持两手抓，既要借助政府这只手完善政策激励机制，有效引导金融资本投向绿色产业，又要利用市场这只手引入市场化机制，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绿色金融市场。同时，还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全社会的参与成为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之外的有力补充。
加大发展绿色金融的重大意义及现实作用总结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增长和绿色治理双轮驱动的强大引擎
绿色发展需要绿色增长和绿色治理并举展开、双轮驱动，其中绿色增长是对经济增量形成的绿色要求，绿色治理是对经济存量绿色优化的必要选择 。绿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绿色增长，还是绿色治理都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和驱动。现阶段要实现我国经济绿色化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据多项研究测算，我国 “十三五 ”期间的绿色产业投资需求在2万亿元以上，但政府财政出资只能满足 10%-15%的规模，其余大量的绿色投资只能依赖机构和社会资本。
第二、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坚力量
经济发展既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同时还有结构性问题，但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结构性问题。在现阶段供需矛盾中，主要也集中在供给侧方面。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扩大有效供给，同时减少无效供给，增强供给侧对需求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从目标角度分析，绿色金融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相通。绿色金融是以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强调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产业，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加速市场对重污染落后产能的淘汰。同时，绿色金融通过加强对节能环保、清洁能源、低碳经济等绿色产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了金融市场中要素和产品的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使得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纾缓当前我国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三、发展绿色金融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抓手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 “新常态 ”转换之中，经济运行表现出以下特征：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规律；经济结构由失衡向优化再平衡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从产业结构看，国家虽然在 2013年再次实现了第三次产业结构性转化，使第三产业占比逐年增长，由于历史原因，多年来传统产业占工业比重、重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仍然偏高，经济发展多年来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错综复杂、根深蒂固。在此特殊背景下，从2017年以来，我国启动了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力求在转方式调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上有所突破。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实施中，绿色金融可以通过积极发挥资金杠杆和资源配置作用，纾缓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有效绿色投资，引导错配资源重置，以此加快绿色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帮助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升级，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另外，绿色金融还可以通过“补资金短板”和发挥信息优势等手段，助力形成区域规模经济，对新动能的快速传导和全面提升发挥积极的推动效应。
总之，早期由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长时期的粗放，单一的发展模式积累了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环境资源破坏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尤其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雾霾、水污染等环境问题突出且不断恶化。随着新常态时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断加大，发展绿色经济成为破解我国当前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这其中，绿色金融的职责和使命重大。绿色金融作为绿色经济的催化剂，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金融制度安排。发展绿色金融可以培育激发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实现 “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发挥重大作用。是金融层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
二、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绿色金融起步较晚，前期发展迟缓。近年来，随着国家有关绿色金融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全面提速，市场机构建设步伐加快，金融产品种类日益丰富，绿色金融的市场参与主体和服务种类呈现多元化，发展成果初步显现。
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贯彻信贷政策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到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二十余年间，国家共出台财税、在国家相关政策指引和推动下，国内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绿色金融业务。基于我国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体系，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发展最为突飞猛进。据统计，2019年六大国有银行共投放绿色贷款突破五万亿元，共计5.0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1%。从投放数量来看，工商银行绿色贷款投放最多，高达1.35万亿元，规模大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投放总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位列第二位、第三位。工商银行无疑是绿色金融领域的“老大哥”。该行早在2017年率先提出“绿色信贷”发展理念并大力推进其建设，随后进一步明晰了发展目标并完善体系建设，树立了国有大行的典范。除银行业金融机构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积极涉足绿色金融业务，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随着绿色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大和多元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碳金融等绿色金融产品种类逐渐丰富，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呈现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业务产品的多样化等特征。
与此同时，绿色基金、绿色股票、碳金融等业务近年来迅速崛起，成为绿色金融领域的新生力量。但也因起步较晚、制度建设滞后、发展经验欠缺，使得我国新兴绿色金融业务市场发育尚不成熟。以碳金融为例，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资源国，供应全球市场大约三分之一的减碳排量。尽管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兴起，我国碳金融业务也随之展开，并且已经推出了碳基金、碳债券、碳配额抵押贷款、碳配额回购融资等业务，但业务水平和创新程度明显不够，与日趋成熟的国际碳金融市场差距较大，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
在绿色信贷方面：通过多年的发展，政策指引和评价体系均已趋于成熟，我国也已经成为全球仅有的通过正式绿色信贷统计的三个国家之一。近几年，国内六大行及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约占各项贷款的 10%，其绿色投资项目的不良率仅为 0.41%，低于各项贷款不良率 1.4个百分点。绿色信贷为我国绿色、循环、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成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和重要支撑。
在绿色债券方面，从 201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启动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到 2016年初我国境内首批绿色债券成功发行，绿色债券市场短时间内在我国实现了从制度框架到产品发行的实质性突破。2016年以来，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势如破竹、发展迅猛，发行债券的项目涵盖节能、污染防治、清洁能源、清洁交通、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生态环保和适应气候变化共计六大类 30多个小类，发行量呈现爆发式增长，约占全球总发行量的一半，也使我国跃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在绿色保险方面，我国的绿色保险通常指的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 “环责险 ”），是以企业造成的污染事故对第三者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我国早在 2007年就曾推行环责险试点，但因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持，赔付率较低，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发展较为缓慢。2013年，环保部曾联合保监会开始选择部分省市进行强制性环责险试点，虽然投保量上升明显，但总量依然偏小。 与此同时，绿色基金、绿色股票、碳金融等业务近年来迅速崛起，成为绿色金融领域的新生力量。但由于起步较晚、制度建设滞后、发展经验欠缺，我国新兴绿色金融业务市场发育尚不成熟。以碳金融为例，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资源国，供应全球市场大约三分之一的减碳排量。尽管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兴起，我国碳金融业务也随之展开，已推出碳基金、碳债券、碳配额抵押贷款、碳配额回购融资等业务，但在业务创新方面明显不足，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存在较大差距，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我国绿色金融发展面临的现实障碍及发展路经
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的框架体系基本建立，市场参与主体逐渐扩大，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深化。但就整体而言，我国绿色金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政府行政、市场及社会层面存在着的一些障碍或问题。
从政府行政管理层面分析，主要反映在：
一是法律政策体系不够完善，约束激励机制不太健全；
二是信用体系建设滞后，信息不对称，沟通机制不畅；
三是利益各方博弈失衡，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从市场层面看，主要反映在：
一是金融机构 “绿化率”仍偏低，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后；
二是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不足，市场暗藏风险，伪绿色金融存在着非法套利问题。
从社会方面分析，主要反映在：
一是绿色发展观念淡薄，绿色消费行为欠缺；
二是绿色金融人才匮乏，智力支撑体系亟待构建。
综合上述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建立新形势下我国绿色金融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长效机制 。
在新常态的后疫情形势下，要通过综合分析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机制性问题。目前，在我国发展绿色金融，既不能过多依赖政府行政力量的强制推动，也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更不可能寄希望于社会力量的自觉参与。要实现绿色金融健康发展，我们须厘清并平衡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研究好综合性的解决路经，从机制推动，制度安排上加以考虑，形成发展的长效机制。
第二，建议成立政策性绿色银行和绿色发展基金，建立健全绿色担保机制。
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筹建政策性绿色银行，设立国家及地方绿色发展引导基金，通过专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以“政府领投、社会跟投 ”的方式盘活吸纳社会资本。同时，要建立健全绿色担保机制，在加强与一般性担保机构合作的同时，尽快建立专业化的绿色担保机构；同时建议政府设立绿色项目风险补偿基金，以风险共担的方式来支持绿色担保机构的运作。
第三，建议将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升格纳入人民银行下设机构。专门负责的绿色金融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强化信息沟通机制，完善监管考核制度和推动对绿色金融的传播和创新。金融专业委员会，由金融行业、环保领域的知名专家、项目评估专家组构成，作为相对独立的机构，制定绿色金融行业的规则、条例及指引；同时对重大绿色金融项目的投资进行筛选、确定及实施等工作。建立金融监管机构、环保部门、财税部门、中介机构等部门间的信息互通机制和长效联动机制，实现金融信息和企业环保信息在不同部门之间的传递畅通和资源共享，通过信息交流反馈和及时沟通，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业务协同，形成绿色金融发展的驱动合力。逐步建立加强对绿色金融参与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监管考核，对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要实行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同时，金融机构定期进行环境风险压力测试，根据测试后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实施环境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综合评估，进而参照考评结果由委员会建议实行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贷款、再贴现等综合金融工具，倒逼金融机构和企业绿色化转型。
四，要建立绿色发展业绩评价机制，加快绿色金融发展步伐
一是要建立绿色发展业绩评价机制，加快绿色 GDP核算体系的构建和地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将 “环境表现 ”列为地方政府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并不断加大约束性环境指标在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促使地方各级政府牢牢树立绿色执政观和绿色发展观；二是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积极性，给予必要的政策指导和财政支持，加大绿色金融地方推广的力度，扩大绿色金融的覆盖范围，尽快创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地方绿色金融发展样板。
五，鼓励金融机构综合运用各类手段服务、支持绿色经济
（1）提高金融机构绿化度，加快培育中介服务市场
一是要鼓励我国更多的金融机构加入 “赤道银行 ”俱乐部，成立专门的绿色金融事业部，按照 “赤道原则 ”进行业务调整和规范，从组织结构、流程设计、能力建设、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升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二是要在鼓励现有中介服务机构践行绿色金融理念的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绿色信用评级机构、绿色金融产品认证机构、环境风险评估机构等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持。
（2）提高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水平，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一是通过创新抵押担保模式的方法推动绿色信贷产品的创新，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机制，鼓励商业银行积极开展绿色汽车贷款、绿色住房贷款等环境友好型绿色信贷业务。二是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碳金融等绿色资本市场，鼓励绿色企业利用主板、新三板等多层次股权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支持有条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发行绿色集合债、绿色项目收益债等多种绿色债券，不断加大碳交易和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力度。三是着力推广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尽快建立以环责险为主体、多门类创新险种并存的绿色保险体系。四是适当降低绿色金融领域的准入门槛，鼓励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以及其它非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绿色金融的发展，不断扩大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步伐，构建平衡发展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3）实施借鉴国际准则，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是鼓励我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积极借鉴国际绿色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原则和标准，通过国际准则和国际经验的引入，尽快提升我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业务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二是积极利用 “一带一路 ”战略的合作机制，推动绿色金融的区域性国际合作，同时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引导国际资金投资我国绿色金融资产，进而加快我国金融机构对外绿色投资的步伐，以期在实现推动绿色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同时积极传播绿色金融领域的中国强音。
（4）启动绿色金融人才培养和创新工程，加快绿色金融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尽快启动绿色金融人才创新工程，致力于绿色金融研究与人才培养。绿色金融的人才包括熟悉政策制定的智库人才，绿色金融产品设计及运营的运作型人才，对绿色金融产品和成效进行评估人才。我们要加大实践去探讨和研究。还鼓励金融机构与高校合作办学，开设绿色金融相关专业，强化绿色金融的基础性教育，为发展绿色金融培养并储备专业人才。二是加强绿色金融领域人才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议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尽快填补我国绿色金融专业人才缺口，培养造就一支适应绿色金融发展的复合型专业化人才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