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推出的‘大气十条’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让空气质量改善非常明显。但目前，治理正进入相对困难的瓶颈期，越到后期、难度越大。若把现行措施比作‘地面攻打’，如今仅仅靠地面力量已经越来越费劲，急需呼叫‘空军’支援，为深度治理大气污染提供强有力的推动。”临近“十三五”末，大气污染防治迎来阶段性收官，在谈及治理现状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如是说。
贺克斌口中的“空军”，是指当下备受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产业、能源、交通及用地结构调整是必须触碰的难点，而它们的结构调整恰恰又与‘减碳’紧密关联。碳减排目标及碳中和愿景，为进一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了现实可行性，蓝天与低碳的目标应协同推进。
大气污染格局发生变化
以“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两项大气环境约束性指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为参照，治理进展有目共睹。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远航给出一组数据：2015年，PM2.5达标城市有106个，截至去年，这些城市的PM2.5浓度平均再降10.8%，其中75个城市已无重污染天气。当时未达标的231个城市，到去年PM2.5浓度平均下降22%，提前完成“十三五”目标。最新统计虽还没出，但从今年情况看，完成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概率很大，预计可圆满完成“十三五”目标。
但张远航同时表示，受多重因素影响，大气污染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由污染源直接排放到大气中的一次污染物浓度下降，二次污染特征日益凸显。“多污染物+多介质+跨行业+全过程”的协同防控，显得越来越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也称，蓝天保卫战虽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仍整体处于初期阶段，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10微克/立方米指导值差距很大。“为此，我们进一步提出气候友好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突出以降碳为源头治理的‘牛鼻子’。”
而在协同控制过程中，能源被视为重中之重。贺克斌表示，要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提出的PM2.5浓度一级标准，即15微克/立方米，不与减碳结合是非常困难的。“其中，能源结构调整将做出最大贡献。要实现15微克/立方米，70%左右是能源结构调整的贡献；要降到10微克/立方米，贡献则在75%以上。”
能源是二者协同的基础
蓝天与低碳为何能够协同控制？记者了解到，二者“同根同源”，在规划目标、治理主体、实际措施等多方面相互渗透。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熊华文表示，从城市排放清单来看，70%以上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与生产、生活用能紧密相关；在温室气体排放中，来自能源部门的贡献占到72%左右。能源是空气质量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基础，二者同等重要。2020年前，以空气质量改善为主，带动二氧化碳减排；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今后将更偏重以碳减排推动大气污染防治。
以机动车污染为例，郝吉明表示，我国不断推动“车-油-路”一体化的污染控制进程，排放标准也与国际最严接轨。通过多项措施，交通领域氮氧化物排放削减约60%、挥发性有机物等其他污染物削减量超过80%。而上述措施，对于机动车排放达峰、低碳交通发展而言同样关键。
“我国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产销第一大国，2017-2019年，电动车销量占据全球市场半壁江山。通过全生命周期的分析显示，直至2030年左右，电动汽车发展将对空气质量、人体健康和温室气体减排产生综合效益，且推广成本远低于温室气体减排单一措施所付出的成本，经济上也有合理性。”郝吉明称。
以能源为基础，二者在治理目标、路径及实施主体等方面也有诸多共同点。熊华文举例，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均已纳入国家规划体系，且统一划归至生态环境部进行管理。再如，高耗能企业同为二者的治理重点，产业结构调整、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等措施基本相通。
重点在于加快能源转型变革
结合碳中和目标，专家提出应多方推进协同治理，重点是加快能源转型变革。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大气所所长雷宇建议，从区域、 部门和措施等角度入手，将大气治理融入减碳行动。“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和汾渭平原，目前已是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这些区域加上广东省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53.4%。‘十四五’期间应继续作为重点，通过区域协同管理实现双重效应。”
电力、钢铁、工业锅炉和民用散煤等，既是耗能大户，也是碳排放大户，以能源结构调整为抓手也将取得较好的控制效果。雷宇举例，2016-2019年，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共推行清洁取暖改造约1500万户，减少煤炭消耗2505万吨，使人口加权平均PM2.5浓度下降10.7微克/立方米，同时净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49万吨。“实际上，很多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对减碳同样有用，尤其是直接针对用能方式的调整，此前只是没有充分整合。”
熊华文提出，为实现平稳、提前达峰，低峰值水平达峰，协同控制既要定准方向、打好基础，也要杜绝达峰前的逆向冲刺。“能做的，必须尽快做、尽早做；暂不具备条件的，提前谋划布局。”
“我国尚处经济上升期、排放达峰期，碳排放量虽在不断下降，绝对量却依然很大。碳中和要求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在2060年前实现根本性转变，即一次能源结构非化石化、能源综合利用高效化，任务艰巨性前所未有。”郝吉明表示，以2030年前碳达峰为目标，倒逼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环境质量协同改善。到2035年，若能将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可带动约1/4的PM2.5减排；若进一步实现1.5摄氏度情景，PM2.5浓度可继续降低1/4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