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的高级官员在阿拉斯加举行了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议程上有一系列对双方都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气候变化。中国和美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合计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3%。尽管许多工业化国家希望美国在气候行动方面发出信号，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希望中国提供指导。
上一次美国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导致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议的签署。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两国关系恶化，因此在重建关系方面还有工作要做。美国任命约翰·克里为新一任美国气候特使，显示出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与世界接触并领导世界的迫切性。克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奥巴马任国务卿期间，在帮助谈判巴黎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从那时起，他继续采取行动，对气候与他的世界大战零倡议。中国任命了经验丰富的气候外交官解振华，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表明中国愿意与克里接触。解振华与美国前气候外交官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的合作促成了最初的巴黎协议。
因此，尽管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关系紧张，但两国高级气候外交官的任命表明，在气候问题上进行谨慎合作可能是可能的。尽管两国关系处于多年来最冷淡的时期，但两国都在努力改善其在《巴黎协定》下的国家决心，这是一个有效的起点，将提高其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能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美中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致力于实现比目前提出的减排目标更高的目标。拜登的2万亿美元气候计划是美国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气候纲领，但在签署成为法律之前，它只是一个纲领。加强美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将向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发出“美国回来了”的信号，并使美国处于更好的地位，能够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推行更具侵略性的气候计划。尽管中国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最初在整个气候世界引起了重大冲击，但其《经济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给中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留下的问题多于答案。中国的自主减排贡献的正式文件尚未提交，为在COP26气候峰会之前加强这些目标留下了空间。
如果美中两国在国内成功提高气候目标，下一步就是发挥领导作用，帮助欠发达国家向清洁能源转型。两国都表示希望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作用，但中国作为全球气候变化领导者的地位因其作为全球最大煤炭消费国和最大可再生能源生产国的矛盾地位而变得复杂，中国还需要解决其“一带一路倡议”的气候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机构（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投资500亿美元建设海外煤炭项目。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电）投资首次占海外能源投资的57%，较2019年的38%大幅增长。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银行仍在支持化石燃料项目，这意味着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已经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中国以担心污染为由，决定取消在孟加拉国的煤炭项目。
但拜登政府也需要为中低收入国家投资清洁能源项目，而不仅仅是推动中国这样做。其中一个办法是通过2019年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在3月9日召开的DFC董事会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为DFC未来的工作重点命名时表示，“发展融资是应对气候危机的有力工具。” 布林肯说，他和克里“非常感兴趣的是，DFC如何帮助推动对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在气候弹性、可再生能源和脱碳技术方面的创新。”3月18日，为了显示DFC对帮助发展中国家向清洁能源过渡的承诺，DFC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宣布为印度可再生能源提供4100万美元的融资支持。拜登4月22日召开的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将是展示DFC工作的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