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在京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围绕地方实现碳达峰的具体路径建言献策。其中，专家指出，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欧洲主要国家约在上世纪90年代碳达峰，计划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间有60年时间，而中国只有30年时间，所以掌控这个过程的平稳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挑战，也是一个艰巨任务。朱民介绍，据估算，从现在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以后还会逐渐增加，这是一个巨大的投资，也会引起全面的经济变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杜祥琬表示，考虑到近年来中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处在大约100亿吨的水平，“双碳”目标符合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杜祥琬看来，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冲高峰”，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产业调整的机遇。中国应借此机会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较大的现状，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认为，在未来的40年里，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国民财富会发生变化，即要求自然资本的存量、增量都要有显著增长。他预计，投资会越来越多地流向自然资本领域，今后这30年、40年，在自然资本投资这个领域里会有新的一批富人产生。邹骥强调，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涉及千家万户、各行各业，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的国情下，地方实践尤为重要。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表示，“十四五”(2021-2025年)是实现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期间，中国70%-75%的地区碳排放能够实现达峰，这样才能在2030年顺利实现达峰目标。李俊峰指出，现在一些地方有“达峰恐惧症”，害怕当前碳排放还没有真正达峰，将来一旦增长该怎么办？李俊峰说，达峰只是一个拐点，之后可能还有一些波动，包括小幅的增长、下降等反复，然后慢慢地度过一个平台期，而这个拐点已经出现了。
“在电力行业转型、碳达峰的过程中，供电成本一定会上升，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希望电价越来越低，如何匹配两者的关系，需要对供电成本问题提前做好安排。”国网能源研究院副院长蒋莉萍就“双碳”目标下如何实现电力行业转型进行探讨。蒋莉萍表示，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电力行业进行转型，但在这一过程中，仍要遵循能源电力行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长远可持续、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电力供应这一最根本目标，以供应成本最低来优化电力行业转型的路径选择，这需要做多情景、多方案的比选。
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在谈及绿色金融时表示，各地应做一些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有利于气候投融资的示范项目，有了好的示范项目、示范技术及商业模式，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去，形成资金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此外，叶燕斐表示，我国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还有很多潜力。东部沿海地区海上风电、核电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如内蒙、宁夏、新疆，有很多太阳能、风电资源，因此，通过在这些地方集中发展太阳能发电、光伏发电、陆上风力发电、海上风力发电可以很好地解决电力的问题。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海南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走很多东部沿海地区在过去20年当中走的传统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当立足于自贸港经济建设的契机，聚焦更多高附加值的产业，寻求一条独特的创新发展路径。
谈及长三角地区未来该如何更好地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服务时，东南大学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院院长朱晓明建议，一是要以应用拓市场，建设世界级的低碳产业集群；二是继续压降煤炭的消费，着力降低燃煤比重；三是强化智能电网建设，增强源网荷储一体化调度能力。此外，还应建设碳中和的创新高地，设立一批高碳企业的脱碳技术、建设一批碳中和的试点示范项目等。
在分析深圳市“十四五”碳排放趋势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认为，深圳具有2022-2023年碳排放达峰的可能性。“十四五”时期，深圳产业将持续转型升级，产业高级化、结构高端化仍将是降低碳强度和碳排放的重要推动力量。
能源基金会低碳转型项目主任、战略规划主任傅莎表示，内蒙古有丰富的清洁资源，内蒙古的资源条件完全可以从煤炭基地转为清洁电力生产基地。傅莎还表示，内蒙古应在实施基地转型策略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本地清洁能源和热力系统，以绿色赋能助力高耗能产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