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领导人2020年9月提出“30/60”目标（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又称“双碳”目标）以来，如何推动“双碳”目标如期实现，已经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界到学界，从智库机构到媒体网络，围绕“双碳”目标的讨论如火如荼。
5月26日，中央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韩常委主持会议，会议要求要紧扣“双碳”目标分解任务，加强顶层设计，指导和督促地方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科学设置目标、制定行动方案。此会召开标志着我国“双碳”工作的实质性启动，是朝着“双碳”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但据清泉观察，在“双碳目标对于我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将要推动我国走向何方？”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争论的还比较激烈。一种声音认为，“双碳”是欧美发达国家提出的，西方国家要求（希望）中国几乎在同一时间节点实现双碳目标，本身是对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施加的一种强大“环境”压力，是给我国带上的“紧箍咒”，会使我国的发展成本（比尔·盖茨称之为“绿色溢价”）无限扩大，甚至是西方打压中国发展的“阴谋”。因此虽已设立了双碳目标，但在实现路径上要稳健再稳健、小心再小心，不要进入美欧国家的“圈套”。
而另一种声音认为，“双碳”目标是我国主动提出的，是我们认识到温室气体效应对地球和人类的危害后，和西方发达国家一道，采取的“正义之举”“主动之举”，是我们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我们需要尽快构建基于非化石能源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尽快实现对现有化石能源产业的替代，以便顺利实现“双碳”目标。
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左右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有争论是好事。这两种观点都有其正确的地方。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和家国情怀，是深切感受到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敏感和巨大压力，特别在中美两国未来较长一个时期战略对抗持续加剧的“艰难”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碳问题”遏制中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我们是在做“正确的事”，追求实现“双碳”目标是我们保持与世界先进力量“同频共振”的最大“公约数”，是我国的主动之举，是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和地球的未来必须要做的。
其实，争来争去，争论的还是如何实现“双碳”目标。中央设定的“双碳”目标和时间门槛已经在那里，关键在于如何去实现，路径在哪里？看来，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要穿越能源转型的“历史三峡”时刻了。
能源转型的“历史三峡”
“历史三峡”源于著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提出的历史三峡论。唐德刚在考察社会政治制度变化时，提出了“历史三峡论”，他把人类历史发展比作水过三峡，在历史潮流中，前后两个社会政治形态的转换间必定有个转型期，转型从不是顺流直下的，是个非常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故称之为“三峡”。
唐先生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共出现两次转型。第一次大转型，自公元前4世纪“商鞅变法”起至秦皇汉武之间，实现了从封建转帝制，历时约三百年。此次转型是自动的，内部矛盾运行的结果。第二次大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后，此一转型时间至少为二百年，顺利的话，到本世纪中叶方能基本完成。此次转型是受外来刺激而行，是被迫的。
看得出，历史三峡理论的史观可以概括 “定型——转型——定型”。而能源转型也是这样，目前全人类处于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的“转型期”。
在能源界，最早使用“历史三峡”概念的可能是中海油的胡森林先生。胡森林在其2015年出版的《能源大变局——中国能否引领世界第三次能源转型》一书中指出，纵观历史，人类已经经历两次能源转型，分别造就两个西方大国崛起。
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蒸汽机的发明与广泛应用，煤炭迅速取代薪柴成为主要燃料，推动了纺织、钢铁、机械、铁路运输等近代工业建立和大发展，造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繁荣，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化，英国率先在世界上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崛起成为“日不落帝国”。
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电力被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催生了电力、石油、化工、汽车、通信等新的工业部门，还推动了纺织、钢铁、机械、铁路运输等旧的工业部门升级，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在这次变革中抢占先机，率先在世界上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
胡森林强调，当前，人类社会正在进行第三次能源转型，全球能源格局深刻变化，能源结构加快调整，清洁能源发展较快，多元化、清洁化和低碳化趋势明显。我们需要抓住第三次能源转型的机遇，建设“美丽中国”。
不难看出，当下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比胡森林的设想还要快。不仅仅是能源结构调整、低碳化、多元化、清洁化的问题，而是彻底去碳化，实现碳中和与“净零”经济的问题。或者这么说，第三次能源转型将更加彻底、更加剧烈，风险和不确定性也更大。我国能否抓住第三次能源转型的机会，通过“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加强能源国际合作）实现“双碳”目标，目前还很难说。
我们需要抓住能源转型带来的战略机遇
但如果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抓住能源转型的窗口期，使我国成功进入“净零”时代，在能源利用的商业模式和价值理论上超越西方，成功引领世界，将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回归全球舞台中央的关键一步。
因为，从能源转型的“历史三峡”来看，煤炭时代成就了英国，石油时代成就了美国和石油美元，非化石能源时代能否成就中国？现在看，人民币想国际化，替代美元，难度太大。中国必须寻求和突破下一个风口。中国能否抓住机会实现引领非化石能源时代，打造“新能源人民币体系”，是中国能否真正回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关健一招。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尽快进入“净零”社会，是我国在深入研究分析内外部形势基础上的主动之举，而非他国强加的压力。既然是主动之举，碳中和“阴谋论”则经不起推敲。
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邹才能先生在最近一次论述能源转型的论坛上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煤炭时代成就了英国和英镑，石油时代成就了美国和美元（最典型的就是石油美元），非化石能源时代能否成就中国和人民币？
如果人们认可能源转型的“历史三峡”说，那么，如何实现“双碳”目标，特别是“碳中和”目标？其实，新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已经坚定不移开启了能源转型之旅，我们新能源产业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
按照国家能源局2020年底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截至2019年底，我国清洁能源（含天然气）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3.4%，比2012年提高8.9个百分点。建立了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链，有力支撑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其中水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位居全球第一，占比50%以上。能源的绿色发展对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2019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8.1%，提前实现了2015年提出的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另外，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规模也领先全球，电动汽车保有量占全球市场的50%。
还得靠资本、技术和政策“三驾马车”
最终，“双碳”目标的实现还得靠资本、技术和政策“三驾马车”的持续牵引。
有专家预计，我们实现“碳中和”目标带来的产业投资规模至少在60万亿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在未来40年左右的时间里，每年我们必须投入的平均数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才有可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庞大的投入。是对现有化石能源体系“另起炉灶”式的推倒重来，还是在现有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大革新？恐怕两方面的举措都得有。
其二，技术创新是关键。没有技术迭代作为前提，“碳中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企业也将无所适从。这方面，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陈新华先生的一席话甚为到位：“在碳排放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国家首先要把技术体系建起来，不要急急忙忙去下达比较激进的指标，否则指标一下，地方政府若没有完成的能力，要么造假，要么‘拉闸限电’，事与愿违。任何政策都有一个酝酿期和适应期，如果立马以雷霆万钧之力往下压，一定会带来问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确定碳中和路线图的问题上可考虑先经历一段‘百家争鸣’时期，不要急于‘收口’。等大家经过充分研讨形成共识后，再转化成操作层面的具体措施，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其三，政府政策的引导的推动也是重中之重。在中国，政策这架马车的功力尤其大，因为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的政策对驱动“双碳”目标实现的步伐和路径均有无与伦比的决定作用。
最后，清泉想说，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实现的前景非常光明，但道路异常曲折，是真正衡量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的“试金石”。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种是“化石能源时代”，人类已经习惯并使用了数千年，即便是自煤炭时代以来，也已经有了300年。一种是“零碳时代”或“非化石能源时代”，预计在本世纪末，全人类要集体迈入零碳时代，发达国家更早，在2050年前后迈入，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在2060年左右迈入。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在能源“历史三峡”的转型拐弯处，人类只有8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只有40年左右。这确实是个巨大的难题。
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们需要百家争鸣，但更需要统一认识；我们需要“碳权”和“排放权”，但更需要自我革新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