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的融资需求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商业模式的构建
我想就绿色转型融资这一议题分享五点看法。
首先，“净零”或碳中和融资需求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商业模式的构建。
对于全球范围内“净零”或碳中和融资需求的估算，我看到很多版本。尼克-斯特恩勋爵提出这一需求将占全球GDP的2%；《经济学人》杂志则预测未来十年的融资将达到35万亿美元；国际能源署（IEA）提出仅能源领域就需要2-5万亿美元；总部位于伦敦的能源转型委员会则认为，用不到全球0.5%的GDP即可实现全球全面脱碳。
想要预测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融资需求，一些机构给出的范围是130-300万亿人民币之间（约17-40万亿欧元），但能源转型委员会和落基山研究所（RMI）的共同研究则指出，中国只需用不到1%的GDP数字就可实现净零排放。
坦率地说，个人认为上述数字都难以令人信服。我认为，目前不应该过分关注融资需求和投资数额。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资金，也不存在能不能拿出足够的钱来投资新项目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该如何建立一种适应碳中和时代的全新经济增长模式。
这样，关键问题变成：如果我们连投资逻辑、盈利方式和商业模式都不清楚，谁敢去做这样的投资？
第二，成功过渡到净零排放，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和新商业逻辑支撑。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经济活动总是围绕满足个人物质需求和社会需求这一中心任务而组织的。消费者（经济活动中所有个人的统称）为产品和服务付费，工厂和公司等（经济活动中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则以竞争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
在传统经济模式中，个体福利的最大化将导致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试图实现自己福利的最大化并驱动经济增长，直到在不损害他人福利就无法增加自己福利的情况，社会就会达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然而，“碳中和”相关的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并不一样。
“碳中和”要解决的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公地悲剧效应。（ “公地悲剧”说明的是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而使资源被过度使用）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碳中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需求”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于整个社会的情况。以满足个体需求为中心任务的传统经济模式，无法适应这种转向整个社会情况的变化。
我们该如何调整经济模式，以适应这种从满足个人需求到满足整体需求的转变？
无疑，这一新的变化，需要呼唤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商业逻辑。
第三，依靠激进手段行不通，又将面临新的关键挑战：在实现净零排放的同时，还要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确保能源安全和材料供应安全。
在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在绩效评估期快要结束时，往往集中、高强度地削减能源供应来达到降低能源消耗的考核目标。这将给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干扰。
欧洲也有类似现象。因急切希望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欧洲出现了一股“逢碳必反”的趋势。激进团体要求壳牌等传统能源公司在短时期内大幅度减少全范围排放，但这样的目标在不影响投资收益甚至公司生存的前提下无法完成。欧洲投资银行则从今年起停止对传统天然气项目的融资。国际能源署（IEA）在其最近发布的《2050年净零排放-全球能源行业路线图》报告（Net Zero by 2050，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中指出，要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必须从现在开始立即停止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新投资。
依靠类似的激进措施，是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因为鼓吹或推动这些措施的人，往往忘记了要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需要有一些边界条件，包括：
继续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需要持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需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还将增长，要满足这些需求，同样需要大量、持续的投资。如果要求石油公司停止新的投资，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承受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新高？
确保材料供应的安全。材料供应安全同样非常重要，因为全球能源系统不仅仅是提供能源，还要以石化产品的形式给日常生活供应材料，而这些产品基本上又都是碳基的。人类本身就生活在一个基于碳的世界，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完全摆脱碳，除非我们未来进化成只靠电能或氢能就可以生活的机器人。
需要确保公正转型。特别是转型涉及到化石燃料行业的从业人员。
如何既考虑到上述边界条件，又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我们面临的核心问题。
依靠激进的方法，最终将无济于事。这样做，只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分裂，而不是越来越团结。我们不可能依靠今天现有的技术来解决未来所有的问题，因为一切技术解决方案，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试想，如果回到20年前，我们花大量的资金来实现今天我们驾轻就熟的视频会议，那社会成本将非常高，也是对当时资金的巨大浪费。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好今天已经有的技术，并为未来的技术发展创造好条件，搭建好能够让它们发挥作用的市场。
从投资角度看，重塑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其投资逻辑是通过减少碳排放而不是增加碳排放来赚钱。
第四，两个需要创新融资的重要领域：技术创新和公平转型。
第一个，技术创新和市场推广。最新的国际能源署（IEA）净零排放路线图报告提出，实现2050“净零排放”目标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中，有一半还未开发出来，仍处于实验阶段或工业试验阶段，这些技术需要在资金的催化作用下加速成熟并进入到应用市场。
近年，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也接触了一些颠覆性的技术，包括将空气中的水蒸汽冷凝放热给建筑物取暖的技术、低成本制氢技术、大规模低成本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油气产品的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给了我很大信心。如果这些技术完全成熟并广泛部署，将助力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但这些技术在现阶段还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值得注意的是，资金并非唯一的障碍。许多优秀的技术尽管在技术层面得到了验证，在经济性方面也有吸引力，但它们并没如人们希望的那样快速部署到市场中。我们看到许多新技术被旧的商业逻辑、固化的利益格局，特别是垄断企业的惰性所阻碍，无法进入到市场中。这是一个比资金更大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破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屏障，还需要通过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来激励不同层次的公司管理人员接受和推广新的技术。
第二个领域，公正转型。比如我们不能让煤炭行业从业者因转型而失去生活来源，否则就不能叫成功的绿色转型。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煤炭“有尊严地”退出历史舞台，主要是让煤炭从业者有新的工作机会。
第五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欧在气候技术创新方面可大有作为，信任是“碳中和”共同征程中非常重要的粘合剂。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一个问题：在哪个具体领域，欧洲和中国可以利用各自的优势，继续发挥气候领导力。
我个人认为，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未来一个阶段仍将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欧洲和中国形成了能够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战斗的稳固基础。
由于技术是气候解决方案的关键，欧洲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继续发挥全球领导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清洁技术创新。具体而言，中欧双方应该共同努力：
首先，要消除阻碍清洁能源技术在各自市场推广的所有障碍。尽管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池等装备制造能力方面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制造的设备中都有欧洲的技术。因此，消除清洁能源技术的贸易壁垒，对欧洲和中国来说是真正的双赢。
第二，支持创新解决方案在欧洲和中国市场的部署。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愿意召集中国的企业家和欧洲同行开展商务磋商，同样期待与拉法兰前总理领导的法国未来与创新基金会加强合作。
第三，在新的涉及域外的政策和措施方面加强协商，以避免误解，并建立信任。信任是中欧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个共同征程中非常需要的粘合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