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在不可能完全放弃化石能源的背景下，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和利用技术（CCUS）就是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必要技术手段。”在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主任黄晶看来，CCUS是支撑碳中和的托底保障。
黄晶日前表示，在2℃和1.5℃的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剩余的“碳预算”分别为11500亿吨和5000亿吨二氧化碳。“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情景假设（SDS）下，到2070年全球实现净零排放，CCUS技术累计需要贡献15%减排量，达到净零时每年要减排104亿吨。碳减排任务当前，我们需要CCUS。”
▲图为中国石化百万吨级CCUS项目二氧化碳装车平台。
15%的减排贡献是远景任务，那么，当前CCUS技术对碳减排的贡献度有多大呢？答案是0.13%。
黄晶坦言，要填补这个巨大的空间并非易事。如果要对CCUS各环节技术发展做一个描述，当前，很多技术都在概念分析和基础研究阶段。“真正的商业应用非常少，最多到工业示范阶段。”黄晶表示。
黄晶指出，《巴黎协定》以后，CCUS设施数量迅速增长。到2022年，全球大型CCUS项目数量达到近200个。“2000年以前，CCUS应用都是在一些很稀疏的、比较容易做的行业。现在，像水泥、钢铁这些减排难度比较大的行业，已经开始应用CCUS了，这是非常喜人的变化。”但区域发展不均、行业成熟度参差不齐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广泛存在，CCUS技术的减排潜力仍有待释放。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情况，黄晶指出，要实现碳中和目标，CCUS技术的减排贡献约在5-29亿吨二氧化碳。“目前，中国CCUS技术的发展水平大部分还比较滞后，只是在个别细节领域可能处于领跑位置，但总体而言还在‘追赶’。”为此，黄晶指出，一定要结合我国国情，从能源供给安全、行业低碳转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把CCUS提升到战略性技术的高度，进行超前部署。
要实现超前部署，就必须要正视CCUS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第一要素就是技术。简言之，部分关键技术成熟度不足、全流程大规模集成示范欠缺，减排难度大的行业存在应用空白。”黄晶认为，我国CCUS的发展在时间上面临技术锁定风险。“当前，我国40%的燃煤电厂、55%的水泥厂和15%的钢铁厂厂龄不足10年、剩余服役年限还比较长。对于配套CCUS装置问题，如果装晚了，成本收不回来，装早了，技术还不够成熟。”黄晶分析指出，2030年前后可能成为CCUS配套改造的“窗口期”。
此外，在二氧化碳封存环节，科研领域仍存有很多未知因素。“陆地也好、海底也好、沿海也好，多年来虽有很多研究，但真正的大规模实施，恐怕还需要突破一些技术。”
在市场方面，黄晶认为，当前，多数CCUS项目净减排成本高，制约了技术的推广应用，项目实施面临“两头热、中间冷”问题。“决策层很重视，科研人员也非常重视，但在中间的落地和运行机制上还存在问题。把碳收集起来从一个县运到另一个县，从一个省运到另一个省，其间的各种风险需要严格把控。”在政策层面，黄晶也表示，我国仍缺乏对于CCUS技术的有针对性的激励机制。“未来，我们需要强化研发、降低成本、刺激需求，促进技术、市场、政策三大要素深度融合，实现CCUS商业化规模化应用。”
放眼2035年，黄晶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两个5%——经济年均增速不能低于5%；碳排放强度年均降幅不低于5%。“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碳中和的目标是从长远视角把全世界各国聚合在一起，现在看来时间确实有些紧迫。到2050年，CCUS技术要实现重大突破，相信这会成为达成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