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当前面临减排幅度大、转型任务重、时间窗口紧等挑战，需要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转型发展，以推动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和如期的碳中和。
在9月6日举行的“服贸会”·2023中国国际经济管理技术论坛暨ESG与高质量发展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主席杜祥琬表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当前面临减排幅度大、转型任务重、时间窗口紧等挑战，需要通过加快技术进步和转型发展，以推动实现高质量的碳达峰和如期的碳中和。
2020年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大于10吨，是全球人均水平的1.5倍，超过欧盟的人均排放；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大于7吨，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7倍，超过了英法等发达国家。
杜祥琬说，“我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综合效率偏低，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明显短于发达国家的50年-70年，所以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加速度要更大，挑战更艰巨。”
杜祥琬认为，在碳达峰这一步应坚持行业和地区梯次有序的原则，鼓励处于平台期和可再生能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尽早达峰，已经趋于饱和的钢铁水泥行业应该率先达峰。这个基础上，持续采取降碳、脱碳、碳移除措施，有望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他表示，要实现双碳目标，第一，中国的产业结构应进一步优化升级，以这个为重要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为此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要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
其次，他认为，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关键。首先要节能提效，推动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的下降，同时中国的能源结构要逐步由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变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应重新认识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富煤、缺油、少气”这样的认识没有准确描述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忽略了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的特点，需要根据最新实践和研究数据，完整准确理解我国能源资源禀赋，为我国能源转型奠定准确的基础认知。
目前，我国水电、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装机规模稳居世界第一。2022年，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超过12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的47.3%，而发电量大约达到了2.7万亿千瓦时，是全社会用电量的31.6%。
“这些数据表明: 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不到技术可开发资源量的十分之一，国家现在提出了能源低碳转型，这个提法的资源基础是丰厚的。”杜祥琬说，由于对能源资源禀赋认识的局限性，一些能源负荷很重的地区，长期以来认为自己“负荷重、资源缺”，却没有认识到自己身边就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可以开发，形成了对外来电、外来煤的依赖。这是一个影响我国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的实际问题。
他介绍，中东部地区提高能源自给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就要能源“身边取”和“远方来”相结合，但首先要做好“身边取”。不同研究表明中东部自己发一度电的成本比西电东送的成本低，有经济性就可以发展下去。中东部要发展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即能源的产消者，自发自用，寓电于民，也可与集中式电网互动。
同时，他认为要加快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步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妥地实现电力行业的净零排放。要加快煤电灵活性改造，实现存量煤电安全有序地清洁利用，平稳过渡到存量替代阶段。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消纳新能源，发展各种商业化的储能技术。
杜祥琬强调，还应以电气化和深度脱碳技术为支撑，推动工业部门碳排放有序达峰，中国的钢铁和水泥在十四五期间可以达峰，整个工业部门有望在2025年左右实现达峰；交通要实现电气化，通过燃料替代、能效提升、结构优化，交通部门2030-2035年间可以达峰；建筑需要以突破绿色建筑关键技术为重点，加强新建建筑节能和既有建筑改造与延寿，倡导节约优先，避免“大拆大建”，加强建筑节能改造，在2030年前力争实现碳达峰。要运筹帷幄做好实现碳中和“最后一公里”的碳移除托底技术保障。最后，要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机制，建立健全减污降碳统筹融合的战略、规划、政策和行动体系。同时完善碳交易制度。
我国碳排放量基数大、碳达峰到碳中和时间短，必须以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支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下的碳中和。能源领域科技创新，如煤炭的绿色智能高效开发、煤气化利用，核能的可控核聚变，绿氢技术，高效太阳能电池，可再生合成燃料，液体阳光、绿甲醇，“光储直柔”建筑，农村光伏能源系统等等。
杜祥琬呼吁，“实现双碳目标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科学的转型过程，呼唤深度的管理创新、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和企业参与，政策性很强，需把握好节奏、积极而稳妥，既要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又要防止转型不力，带来落后和无效投资。总之，先立后破，把好事办好，深刻推动经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