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手段的优势是实现目标很直接，有确定性，价格稳定、控制力强，我想拉哪一家企业的闸，就可以拉下哪家企业的闸，当然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不会那么随意，但是他有这样的空间，有这样的控制力在。”
12月22日，在“2023清华大学碳中和经济论坛”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之所以我们提出碳中和目标，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会对地球产生负面影响，产生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影响全局，对每个人、每家企业都会产生影响。
但这种全局效应因人而异，因企业而异。需要全局的政策来引导企业、引导消费者，引导各方才能有效地实现碳中和。
他认为，未来要实现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需要在市场机制和行政手段之间寻找一个好的平衡，既实现高效率的碳中和，又实现安全的碳中和。
以下是发言节选：
作为经济学学者，我想讲一下如何更好地利用经济手段让碳中和更高效，成本更低，更加顺利。
在经济学中我们将经济引导政策分为两类，一类叫做价格机制，一类叫做行政手段。两种手段之间的选择是经济学中的永恒问题。
在计划经济中就基本不用价格机制，主要是用行政手段，计划者做好规划，然后要求每一个企业，甚至是每一个家庭遵循规划来行动，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起到更大作用。
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中，行政手段也会有，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规制，对碳排放、对污染的防治也有一些行政手段。两者之间如何平衡？
之所以这个问题特别尖锐，是因为碳中和牵涉到各种利益集团，要协调各方的行动，需要完善的政策设计。
两种机制
举个例子，对比行政手段和价格机制之间的优劣。
先把结论告诉大家，我希望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既让价格机制发挥特别大的作用，甚至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是也要辅之以一定的行政手段，使得我们“不漏球”，使得我们遇到极端情形时，不会说电力没有供应等等。
比如前几年频繁出现的拉闸限电，拉闸限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过于依赖行政手段，因为碳排放和能源的使用有密切关系，要减排就需要少用高排放能源，所以当时我国限定了每年的用能指标。
通过计算可以得出能源使用跟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因此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用行政指标、行政手段，规定每一年消费多少煤碳、石油以及其他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
行政手段的特点是：定一个总体目标，然后再将减排任务层层分解直到每一个行动者，从中央再到地区、省、市、各个企业，甚至下发到所有的单位，这就是典型的行政手段的做法。
行政手段有什么优势呢？如果每级行政单位坚决执行行政任务，每一年定的减排目标，甚至每个月的目标都可以实现，碳排放就被限定住了。
这就是行政手段的好处。
与行政手段相对的是价格手段，当能源使用量过多导致排放太多二氧化碳，我们能不能把能源的价格提升一点？
如果说需求侧对价格是敏感的，那么就会自觉少用能源使用，从而减少排放，这是一个间接的方式 ，这种间接的方式牵涉到能源的价格，特别是电力的价格。
另外，行政手段与价格手段相比的另一个好处是，我们不去调价格，消费者面临的价格就是稳定的，有的消费者非常希望有稳定的价格，所以行政手段的优势是实现目标很直接，有确定性，价格稳定、控制力强，我想拉哪一家企业的闸，就可以拉下哪家企业的闸。
当然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不会那么随意，但是他有这样的空间，有这样的控制力在，这样有什么问题呢？如果说行政手段只有好处，那就继续实行拉闸卸电就好了，肯定不是，它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企业不仅仅关心电价是否稳定，更关心电力的供应是否稳定。
因为停电对企业可能带来损失，影响企业生产所带来的收益，电力和能源成本的稳定是不够的，企业还希望利润是稳定的，销售是稳定的，用行政手段无法实现，反而会让一些企业失去业务增长的机会。
比如2021疫情期间，全世界的供给都受到了冲击，但全世界中国的疫情控制很好，中国的生产者在为全世界提供产品，所以2021年我们的出口增长特别快，同时出口产品的能源使用强度也比较大，尽管2021年全球经济都不好，中国的电力使用仍然增长了百分之十几，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变化，出口占经济的比例增加了，整个经济的能源强度增加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拉闸限电带来的成本非常高。尽管电力价格是稳定的，出口企业有很好的订单，但是拉闸限电限制了企业的生产和出口。破坏了企业的商业机会，这就是行政手段的问题。
行政手段的另一个问题是对多样性考虑不足。不同的企业拉闸限电的成本不一样，有一些企业在供应链中处于关键的环节，当这一家因为拉闸限电停产了，因为它在供应链中是关键的环节，整个的供应链都要跟着停下来，所以这些企业拉闸限电成本就特别高，而对另一些企业可能成本不会那么高，但是我们执行拉闸限电的部门，他不可能知道每一家企业拉闸限电的成本到底有多大。
这样的信息行政部门是没有的，如果我们用价格手段，就可以通过价格来反映和传递这样的信息。
如果我们把价格提高一点，企业就会考虑：如果用电的收益大于电力的价格就继续使用，如相反就停止使用。通过价格调整，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不同的企业发现用能的边际成本，让市场供需合碳排放得到比较好的协调，这是价格机制的一个好处。
寻找平衡
行政手段和价格机制各有优势，就要做权衡，最好的方式是这两者要结合。
用价格做调整，是使得大部分用户能够根据价格来调整生产，最后使得减排成本比较低的企业多承担减排任务，而减排成本比较高的企业少承担一些减排任务。
但是有一些特殊领域，比如医院的急诊室，急诊室要保障用能用电的安全而不是跟随价格涨落做生产调整，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有一些行政手段来保障某一些关键的部门的能源安全。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联席主席白重恩
另外针对不同的用电消费群体也可以有不同的价格，至少在我们现在的体系中是这样的，消费者不太喜欢价格波动，所以居民用电价格是一个低价格，工业用电是另外一个价格，而工业用电调整的弹性会大一点，不生产就可以少用电，多生产就要多用电，而消费者在炎热的夏天开空调是生活的必需，所以居民消费者的用电弹性会小一点。
那么针对用电弹性差异用不同的价格调节机制，把这两者结合，既保证电力系统高效减排，同时又让不同的电力消费者获得安全、良好的用能服务。
我们还可以利用价格手段灵活调整碳中和的阶段性目标。比如2021年我们出口的机会很好，所以那一年我们可以不按照年初定的用能指标，而是利用价格调整，在这一年多排放，未来可以少排放。因为我们碳中和是几十年的目标，不一定要每一年一定要实现某一个确定的目标，可以跨时间调整。
今年我们不一定达到目标，但是我们未来可以达到。所以在碳中和的历程中，我觉得需要更好地考虑价格手段和行政手段之间的平衡。未来要实现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可能也需要在价格手段和行政手段之间寻找一个好的平衡，既实现高效率的碳中和，又实现安全的碳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