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到处都是笑脸、拥抱和自拍。赛格琳·罗雅尔和阿尔·戈尔等名人纷纷与来自法国、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的首席谈判代表握手。但是，在巴黎召开联合国第21届气候变化大会的两周间以及之前的六年，人们对于联合国体系是否能够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协议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威胁是毫无把握的。
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气候谈判会议上，我受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一次活动上发表主旨讲话。这样的资格让我得以坐在联合国的谈判桌前，并与联合国官员共度一周的时间。他们的担忧很明显，他们担心联合国体系最终可能无法在解决这一关键的全球问题上引领人类迈步向前。
尽管结局存在争议而且仍然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巴厘岛召开的这次会议制订了一份“路线图”，它旨在促使各方在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签署一份后续协议。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是签订这一后续协议的最后期限，但是在此举行的多边磋商进程在还剩两天的时候因为无法达成一致而陷入停顿，当时各国元首均抵达哥本哈根，而五个国家秘密达成了一项气候协议。
哥本哈根的灾难促使许多人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了个人、机构、企业界和社会团体的行动，以此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更有效的方式，并在城市和企业等其他层面以及国家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最近常说联合国的领导多么重要，全球性协议对于就这一紧迫的全球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应对是多么关键。简而言之，我们需要多边进程来发挥作用。
恢复多边磋商体系的努力不是一年内完成的。2010年，首先在墨西哥开启了孜孜不倦且灵活的工作，并最终签订了《坎昆协议》。2011年在南非德班，制订了一个开展四年谈判的框架，2012年和2013年在多哈和华沙取得小幅进展后，2014年秘鲁会议上的积极努力受到了普遍称赞，帮助使2015年成为了取得显著成功的一年。
在巴黎，联合国最终发挥了作用。现在该由各国、公司、民间社会和我们所有机构———大学、教堂、医院、服务机构和地方政府立即而且积极地向前推动这一努力。如果我们作壁上观，巴黎的协定将仅仅是空话。
因此，我们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努力转向清洁能源，改变我们的经济对矿物燃料的依赖。除了扭转给整个星球物种带来的灾难，这种转变还将带来大量好处，其中包括创造众多的就业机会，给公共卫生和生态系统带来巨大好处，而且在我们摆脱矿物燃料的价格波动和容易引发的政治矛盾后，能够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就这一努力来说，巴黎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