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北京遭遇了3次重污染天气，而红色预警的未启与启动均受到了舆论质疑，其预警启动条件设置等问题，也引起了业界的广泛讨论，争论一直不绝。在2016年2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就有记者将此问题面呈环保部长陈吉宁。
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回答记者提问。
“预警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预测，这是科学问题;一个是预警，这是行政摁按钮的问题。”陈吉宁坦诚回应，如同天气预报，空气质量预测亦有不确定性。
“北京去年出现的情况，其中有一次确实是开始是重污染天气，中间变成中度污染，很快又上去了，这种情况过去没有碰见，中间变好又变坏，是一些新情况在这里面。”针对这些新情况，陈吉宁称在每次预警之后，环保部各个部门都会进行逐一分析研究，完善工作。
他介绍道，在提高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上，环保部门有四项工作。
及时预警，要根据预测的情况及时预警。在预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污染介于在重污染和严重污染之间的情况，过去是按中限值采取行动，现在要按照高限值采取行动。
重点区域有统一的分级标准。例如，针对京津冀地区重污染应急，环保部启动了一个“2+4”计划：北京、天津两个城市帮助周边保定、廊坊、唐山、沧州四个城市。在3月15号之前“2+4”的城市要执行统一的预警响应标准，不再是各是各的，什么时候启动红色预警、什么时候启动黄色预警，统一标准执行。
预警发布之后，各地并不是采取同样的行动，而是各自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以求达到预警预期的效果。
发布预警之后要提高应对措施的针对性，减少社会成本代价。利用源解析，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准确性和科学性，真正做到谁来做、何时做、如何做的问题，发挥好预警的效果。
提高预测能力。空气质量预测能力领先的和刚开始开展预报的地方一起会商，推动技术创新，比如和大数据结合来拓展五天，甚至一周的预测能力。
“人努力，天不帮忙”
针对2015年底的多次重污染过程，陈吉宁首先分析了天气成因：“过去讲人努力、天帮忙，现在我们也碰到了人努力、天不帮忙的情况。”
陈吉宁说，2015年11月中旬之前治污过程非常顺利、环境质量改善很快，但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15年全年的气候条件比往年较差，特别是到了供暖期之后。体现为三个核心因素：混合层高度低、湿度大和风速小。
混合层是近地面污染物的集聚层。当污染物的排放量一定时，混合层越低，污染物积累的速度就越快。天气好的时候混合层的高度可达到上千米，但是2015年底的一些不利气象条件下，混合层高度降到了200米甚至100米，如同一个又大又低的盖子扣在上空，在垂直方向上压缩了污染物的扩散。
高湿条件是PM2.5二次反应的温床，湿度越高，越容易产生PM2.5。北京湿度一般为30-40%，而2015年底，平均湿度“很不正常”，升高了约20%，几次重污染天气里，在特别情况下湿度甚至达到90%以上。
雾霾来了等风来，但2015年底的风速也有异常，较常年同期偏低5%左右。
解释了天气异常之后，陈吉宁紧接着介绍了减排成效：“我们平时采取这些措施有助于全年污染物浓度的降低，但是对于冬季的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陈吉宁强调了供暖季散煤的问题：一吨散煤燃烧排放的污染物强度是正常的电厂排放的5-10倍。
“冬病夏治”
陈吉宁坦诚，我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在这几年刚刚起步。什么时候发布警报，采取什么措施，应对重污染天气的能力还不足。
所以，环保部在重污染天气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每一次重污染天气都当做一次重要的社会实验，全方位的采样分析，发现问题。现在的措施基本分成两大块：一是今年供暖季结束前采取哪些措施，二是冬病夏治，全年及今后更长时间怎么减排。
在今年供暖期期间，除了加强重污染天的应对工作外，还要做好强化监测信息的共享、组织开展大气的专项检查等五项工作。
在冬病夏治方面，除了修订重污染天气的应急预案，统一预警分级标准外，还有高架源治理等六方面工作。例如在京津冀重要的大气通道上的电厂优先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工业企业可以错峰生产，实行季节性、差异化的排污收费——冬季可多污染排放费，以经济手段促使一些企业在夏季多生产。
对于我国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和带来的成效，陈吉宁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很少有哪个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施这么多大的工程来解决污染问题。”
陈吉宁介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最突出的变化就是酸雨污染状况明显减轻。如今的酸沉降为近二十年来最轻，这得益于二氧化硫的控制。
大气治理的速度比发达国家要更快。中国二氧化硫在2007年出现“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时人均GDP为2460美金，氮氧化物在2012年出现拐点时人均GDP为6076美元。而美国二氧化硫峰值出现在1974年，人均GDP在7242美元;氮氧化物峰值出现在1994年，人均GDP将近2.8万美金。
肯定成绩的同时，陈吉宁强调，2015年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65个城市不达标，平均超标天数比例达23.3%，中国的环境与老百姓的要求和期盼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