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美国政府大举对既存环境监管政策开战，退出《巴黎协定》或许是其中最令人瞠目的举动，但火力最密集的战场还是在美国本土。从废除《清洁电力计划》到松绑开采权、缩减保护区，从允许阿拉斯加猎熊猎狼到弱化西海岸鲸鱼、海龟保护，美国环境政策的全面倒退几乎前所未见。哥伦比亚大学的追踪研究显示，过去一年美国被松绑的环境监管政策已有86项。
应该说，美国国内对这场“环境战争”不算太意外，因为目前同时掌控白宫和国会两院的共和党，多年来一直被戏称为“世界上唯一质疑气候变化是否有科学依据的主流政党”。稍微看看美国环境政策主要制定者名单，就不难发现其中原因。环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在出任该职之前，是攻击该机构的头号人物；参议院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二号共和党议员詹姆士·英霍夫，整个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都是“带着一颗雪球”来到参议院辩论，全力证明气候变暖是“一派胡言”。
不过，共和党并不一直是“反环保主义”政党。美国最主要的环保监管机构——环境保护局最初正是由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设立。美国主要环境立法，也是在尼克松任内推出。再往前追溯，共和党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更是被视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对环保有长远考量的总统。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共和党环境政策180度的反转？
关于美国政治有一句名言：与其说是选民选择政客，不如说是政客选择选民。共和党环境政策的反转过程即是生动体现。尽管良好生态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但环境监管必然涉及利益调整，会有特定群体承受更多短期成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共和党人正是从这些群体中发现了“机遇”。前国会众议长金里奇的转向就极为典型——上世纪70年代初次参选议员时他还是环境监管的支持者，但多次拿不到农村选票而失利的经历，让其开始降低在环保问题上的调门，并最终于1978年首次胜选。
对美国的职业政客来说，将部分选民与环境监管的短期利益冲突转换为更上得台面的政治修辞并非难事。多年来，共和党逐步将自身环境政策塑造成了对“过度监管”“华盛顿精英主义”的反抗，而这些反抗情绪正是美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共和党不断用“保住工作，还是保护几只野鸟”这样的发问刺激选民，里根总统更是用拆掉白宫的太阳能板这样的戏剧化举动来放大政治效果。《纽约时报》曾将共和党的这种话语转换称为“立法诡计的杰作”。
眼下美国环境政策的大规模松绑，有分析认为这是“最后的疯狂”，因为在越来越多美国人看来，成为全球“唯一”不加入《巴黎协定》的国家，这实在是一种尴尬。既然是选票政治的逻辑推动共和党拥抱环保“去监管”，那么同样的逻辑或许会让共和党再度转向。道理很简单，越来越多美国民众正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严峻性。目前，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重置环境议程的声音。
然而，在可能的转向出现之前，有必要提出的问题是：当下美国环境政策倒退所付出的生态成本、时间成本，又该怎么被找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