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3日,Salim Yusuf等人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Lancet 在线发表题为“Modifiable risk factor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mortality in 155?722 individuals from 21 high-income, 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PURE):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在一致的时间范围内以标准化方式收集了21个国家的14个可改变风险因素对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的影响,包括155722人的数据:90811(58.3%)参与者为女性,17249(11.1%)来自高收入国家,102680(65.9%)来自中等收入国家,35793( 23.0%)来自低收入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为50.2岁,中位随访时间为9.5年。在随访期间,发生了10234例死亡(2917例死于心血管疾病),并发生了7980例心血管疾病。
整个研究人群中大约70%的心血管疾病病例和死亡归因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代谢因素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占PAF的41.2%),其中高血压是最大的(PAF的22.3%)。虽然不同的统计方法用于此分析,但环境
空气污染与心血管疾病PAF的13.9%相关。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该研究发现高血压,烟草使用,空气污染,腹部肥胖,不良饮食搭配,糖尿病等是心血管疾病的最大风险因素。
最后,Stephanie H Read在Lancet 在线发表题为“Prevention of premature cardiovascular death worldwide”的点评文章,该文章系统总结了该研究成果,指出改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减少糖尿病,腹部肥胖,抑郁或低体力活动的患病率,可能会对死亡率产生更大的影响。
据估计,2017年世界上有5500万人死亡,其中有1,77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记录全球(按经济水平分组)和各国风险因素与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之间关联的一致性或差异,将有助于制定全球和具体情况的预防战略。
到目前为止,对风险因素与成人死亡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关联的最全面的全球估计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这是关于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流行病学数据的最大元分析库。但是,通过组合来自不同研究的数据得出估计值,这些研究使用不同的方法来登记参与者,记录信息和分析数据。此外,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数据相对较少。
前瞻性城市农村流行病学(PURE)研究试图在几个国家,特别是北美和西欧以外的国家提供标准化和同期的信息。本报告的目的是量化和比较关联和人口归因分数, 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的14个常见可改变风险因素。
在2005年1月6日至2016年12月4日期间,共招募了155722名参与者,并对其进行了随访,以测量风险因素。17 249(11·1%)参与者来自高收入国家,102680(65·9%)来自中等收入国家,35793(23·0%)来自低收入国家。
整个研究人群中大约70%的心血管疾病病例和死亡归因于可改变的风险因素。代谢因素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占PAF的41.2%),其中高血压是最大的(PAF的22.3%)。虽然不同的统计方法用于此分析,但环境空气污染与心血管疾病PAF的13.9%相关。
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该研究发现高血压,烟草使用,空气污染,腹部肥胖,不良饮食搭配,糖尿病等是心血管疾病的最大风险因素。
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病例和死亡可归因于少数常见的,可改变的风险因素。虽然一些因素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例如,高血压和教育),但其他因素(例如,家庭空气污染和不良饮食)因国家的经济水平而异。卫生政策应侧重于对全球避免心血管疾病和死亡产生最大影响的风险因素,并进一步强调特定国家中最重要的风险因素。
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改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减少糖尿病,腹部肥胖,抑郁或低体力活动的患病率,可能会对死亡率产生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