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得不乘飞机，你也可以通过碳补偿来抵消飞行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这似乎是解决气候问题简单易行的方法之一。但专家们也指出，碳补偿方案并非都有效果。
应对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变暖，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呢？
最近，格里塔·腾贝格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一路乘火车到英国伦敦，去英国议会发表演讲。她并没有选择搭乘飞机这一人们习以为常的交通方式前往伦敦，这使她受到了特别关注。
实际上，她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在瑞典，人们发起了“飞行耻辱”运动；在英国，约有2000人承诺不坐飞机。不少学界人士呼吁，人们要尽量减少空中飞行的次数。
但是，如若我们仍然想要或者需要乘坐飞机去工作、度假，或去见远方的亲人，又该怎么办呢？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通过碳补偿来减轻增加碳排放带来的负疚感，即通过植树造林、开发可再生能源或其他途径，来抵消在空中飞行所排放的碳量。然而，这种事后补偿的方式能在多少程度上遏制全球变暖，学界仍有不同看法。
自愿进行碳补偿，仍是“少数派”
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碳补偿有助于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但实际上，除非采取强制性措施，否则人们不太会自愿进行碳补偿
巴黎气候协定达成后，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索碳补偿，各方也在呼吁航空公司对其碳排放采取补偿措施。但碳抵消运动对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能起到积极作用吗？能够解决人类过去碳排放所造成的全球变暖，并减少未来碳足迹吗？
许多观察人士表示，碳补偿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我们要从当前最紧迫的事情开始做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尼克拉斯·哈吉伯格说道。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也表示，如果要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以内，到2030年排放量必须减少近一半，到2050年要基本实现净零碳排放。
哈吉伯格说，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碳补偿有助于减少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但他表示，只有在未来十年碳足迹减半的情况下，碳补偿才会有效。哈吉伯格在碳补偿方面也做到了身体力行。例如，他在家中使用太阳能供暖、太阳能发电设备，以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一份力。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本杰明·索瓦库尔也认为，如果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乘坐飞机时，最好想一想自己能做些什么来抵消飞行中排放的碳。不过，最好的选择是不坐飞机，改乘火车。因为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改变我们的行为。但他的研究也表明，除非采取强制性措施，否则人们不太可能会这么做。实际上，对大多数人而言，根本没有为自己造成的碳排放采取任何碳抵消的行动，自愿不乘坐飞机或采取碳抵消行动的人还是“少数派”。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的数据，只有大约1%的乘客通过航空公司的自愿计划为他们的空中飞行进行碳补偿。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一半的大型航空公司甚至根本没有提供这样的计划。
航空业热衷于强调的是，在引进新引擎技术和低碳燃料之前，碳补偿只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正如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迈克尔·吉尔所指出的，碳补偿一直以来被认为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全球碳补偿运动抵消了4.3亿吨二氧化碳，而这只相当于澳大利亚2016年与能源产业相关的排放量。
会否借补偿之名，反而排放更多碳量
尽管效果显著，但遴选真正产生碳补偿效应的项目并不容易。而且，碳补偿常被用来作为继续排放的借口，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担忧
假如你想为碳补偿出一份力，你将会怎么做呢？你知道哪种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吗？“这正是我们感到困惑的地方，有无数不同的方案。”哈吉伯格说。
他建议人们使用经第三方认证的碳补偿方案，如总部位于瑞士的黄金标准基金会，它排除了那些可能不会产生真正碳补偿效应的高风险项目类型，从而更注重于那些受到监控、得到独立核实、并吸引当地人参与的项目。
在筛选项目的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问题是：项目是否能带来“额外的”碳补偿效应。但这是非常难以确定的事情。瑞士碳补偿公司表示，第三方认证和监控计划可能会增加抵消成本，但这么做却是值得的。
从2021年起，许多航空公司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抵消不断增加的碳排放。可能的话，乘客最好选择一家拥有更先进飞机的航空公司来实行碳抵消方案，那样成本会更低，碳补偿效果也会更显著。例如，根据行业平均水平，通过英国碳抵消公司MyClimate网站抵消伦敦与纽约之间往返航班的碳补偿成本为44英镑，而该公司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所运行的一项计划的抵消成本仅为12英镑，因为汉莎航空拥有比行业平均水平更先进的机队。
ClimateCare的创始人迈克·梅森认为，一些出色的碳抵消计划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效果，有些甚至超出了碳抵消的范畴。但问题是，人们每天仍然还在继续产生大量的化石能源排放。他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碳补偿常被用来作为继续排放的借口，这个担忧也是存在已久。
索瓦库尔也指出，碳补偿可能会产生反弹效应，即有人觉得自己为碳补偿做出了一点贡献，于是就可以放纵一下自己，去吃更多的肉，或开油耗更高的汽车。
抵消已不易，“额外”碳补偿更难
在气候临界点到来之前，人类需要更多的碳抵消项目。可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难找到能起到“额外”碳补偿效应的项目
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廷德尔气候研究中心的凯文·安德森认为，碳抵消不能解决过去造成的排放问题，长远来看，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
索瓦库尔认为，碳补偿是否能实现其所承诺的碳平衡，目前为止的证据喜忧参半。他说，这取决于具体项目的设计、规模和实施地点。例如，一些人将关注点放在植树造林上，可他们却不能保证树木会一直长在那里，如果它们被砍伐，那么封存在里面的碳就会被释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林业项目只占碳抵消项目一小部分的原因之一。
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抵消项目，在监督、报告、核查方面都被认为是最透明的项目之一。即便如此，它也被发现存在缺陷。
德国应用生态研究所2016年的一份报告称，85%的CDM项目真正实现减排的“可能性很低”。
联合国气候变化机构的大卫·阿巴斯表示，目前气候变化挑战极大，在减排的同时，人类还需努力进行碳抵消，“我们需要更多像CDM这样的项目，而不是更少”。
但机会之窗正在逐渐关闭，所有国家都需要在2050年之前将排放量减少到零，以避免气候变暖达到危险的临界点。因此，尽管国家内部各产业之间都采取了一些碳补偿措施，但由于气候对温室气体的敏感性以及目前碳预算建模的准确性，必须将排放量减少到零的时间点尽可能提早。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将越来越难找到可证明能起到“额外”碳补偿效应的项目，梅森用一句话简而概之：“我们正在走向碳抵消之路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