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生新发展范式和新发展理论
碳中和是对工业革命以来传统发展范式的颠覆性变革。目前全球面临的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实质是传统发展范式和传统现代化的危机。
传统的现代化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以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为标准。但是，这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化模式，却面临着现代化悖论。人们为追求物质消费而过度掠夺自然，导致了严重和广泛的环境退化，包括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丧失。
这又反过来削弱了气候系统的恢复力，削弱了社会稳定，造成进一步退化的风险。这种发展范式不仅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人类健康和不平等的持续压力，削弱社会凝聚力 (Stiglitz,2013; Case and Deaton,2020)，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也并未带来福祉的相应提高（Easterlin,1974,2013; Stiglitz,2013;Piketty,2014; Deaton,2015）。
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碳排放、生物多样性、环境等多维度看，目前所谓“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均不具有可持续性（UNEP, 2020）。
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发展理论使用 GDP 这一狭隘的产出衡量标准，将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夸大了物质商品和市场化服务的消费对福祉的作用，未充分考虑生产和消费对社会环境方面的机会成本和收益，也未能正确阐述或理解传统发展范式对环境施加的不可持续压力，以及对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的威胁（Stiglitz, 2020）。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环境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但更多地将环境挑战视为外部性问题，在技术进步的研究框架下采用传统工具和政策对其加以管理(Nordhaus,2019)。
但是，碳中和不是一个简单的外部性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化石能源替代和技术进步问题，而是一个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问题。
由于不可持续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的内在局限，简单地将标准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生态环境领域，也就难以解决目前的全球环境危机（张永生，2021; Stern, Stiglitz, and Taylor, 2022）。
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可持续危机出发，对工业革命以来被奉为圭臬一些基本发展概念进行重新反思和定义，即重新思考和定义发展的目的、发展什么、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全球普适性。
第一，为什么发展。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福祉。但是，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却将追逐资本增值作为发展的首要目的，而非作为发展的手段（Weber,1961;Richins and Dawson,1992）。该发展范式以 GDP 为中心，而 GDP 只是用来衡量商品和服务市场价值的手段，无法衡量社会福祉，也不是发展的目的(Stiglitz, 2020)。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发展目的与手段的背离。
如果个人的福祉同时取决于物质消费以外的因素，或他们的偏好随时间而变化，那么一个经济体中商品和服务的货币化价值的增长，就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福祉的改善，甚至还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
这就需要将发展目标从标准经济模型中固定偏好下的最大化产出（以 GDP 衡量，消费和收入的来源），转变为更广泛地思考福祉的含义，并多维地理解幸福感。这些思考理解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Stiglitz, Fitoussi, andDurand, 2018）。
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基本的价值理论并重构效用函数以反映偏好的变化，以体现“超越 GDP”的基于福祉的价值观念。这个过程将反过来影响我们对偏好和行为的理解，并最终影响“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
第二，发展什么。
不同的发展目的决定着不同的发展内容。传统发展范式建立在物质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人们“美好生活”的需求又不限于狭义的物质需求，同时人类的幸福感也并不总是随着物质商品消费的增加而增加(Easterlin,1974;2013; Frey and Stutzer,2002,2013)。
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就必然带来“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Stiglitz, 2013; Piketty, 2014; Deaton, 2015）。因此，新的发展内容必须包括物质以及非物质产出，涵盖环境质量、健康、社会和谐等多个维度需求(Stiglitz, Fitoussi, andDurand，2018)。
这些需求要由新的发展内容来满足。同时，还需要引入广泛的激励措施和政策, 以反映对价值的最新理解，并转变生产和消费系统。更进一步，必须以成本、收益、最优和福祉的不同定义以及对发展的不同理解为基础，来决定什么资源是有价值的，什么商业模式可以最好地利用和增长这种价值，最终重塑整个经济体系。
第三，如何发展。
不同的发展目的和发展内容，决定着不同的发展方式。传统发展模式依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实现物质财富生产的最大化以及自然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转化，未充分考虑生产活动对自然和社会的巨大社会成本，以致损害人类长期发展的根基（Stern, 2006; Stern, Xie, and Zenghelis, 2020）。
新的发展范式则重构人与自然关系，将人类活动置于大自然的边界之内，考虑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平衡，物质资本的使用不能以削弱其他资本为代价。
此外，四类资本除了通过进入生产过程提高人们福祉，其本身也在多个方面直接对人类福祉作出贡献。比如，优美的生态环境直接提高人们福祉。理解各类资本及其积累速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有助于确立各类资本的最优投入，以获取稳定的资本回报并管理其相互之间的负面影响。
第四，发展范式的全球普适性。
一直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中使用的总量增长模型都是基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忽略了很多重要的维度，包括健康、教育、环境和不平等。这种高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和高碳排放的增长范式，必然导致全球范围资源争夺加剧和环境不可持续。
由于传统发展范式无法让全球共享繁荣，也就缺乏全球普适性。在新的绿色发展范式下，由于发展不再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投入，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就可以建立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进而实现各国的绿色合作共赢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赢。
发展范式的上述变化，意味着发展底层逻辑的变化，将彻底改变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发展理念、发展内容、发展方式，以及发展的环境与福祉含义。
这些改变会体现在资源概念、企业组织模式、商业模式、金融模式、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方面，又会具体表现为能源体系、基础设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金融体系、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
虽然对不可持续发展危机已有不少反思（比如，UNEP, 2011; Harangozo, Csutora, and Kocsis, 2018），但发展范式的转变需要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包括价值理论、财富的内涵和测度、成本与收益概念、最优化概念、消费者和企业行为的目标及约束条件等。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转变(Kuhn, 1962)。
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中国对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深刻反思，并强调发展目的是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范式，标志着对基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以重构“人与自然关系”。
中国提出碳中和目标，以及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心任务”，二者的时间起点和终点高度契合，意味着中国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范式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这种新的发展范式，其基础是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这种相互促进，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共赢奠定了新的基础。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将为全球共同繁荣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碳中和对各国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面临的挑战却更为特殊。
第一，未来40 年，中国经济很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到 2060 年，中国经济规模预计将翻两番以上。即使中国力争实现净零碳排放的目标，能源消耗仍将继续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结构都必须出现较大增幅的改变。
第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当中，经济结构能源强度高，且化石能源超过 80%以上，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服务业占经济的 80%以上，中国能源转型任务更加艰巨。
第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存量较高。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以绿色方式实现增量增长，还必须对其巨大的存量进行绿色转型。
第四，中国幅员辽阔，地区资源和特征差异显著，经济结构多样且发展不平衡，各群体收入差距较大。如何实现协调和平衡转型，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虽然挑战巨大，但碳中和更将成为中国经济“换道超车”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碳中和并不意味着以高昂的代价来牺牲经济增长。相反，它可以在诸多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就业、效率提升和经济转型升级等重要方面。
例如，随着新能源发电技术和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碳中和对促进增长的作用在能源和交通运输领域尤为明显。2021 年，中国光伏装机比上年增长 20.9%，风电增长 16.7%。到 2022 年 6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1000万辆，包括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车占全球估计总量 1600 万辆的一半以上(Paoli and Gül, 2022)，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 7 年居世界第一。
全球近 40%的可再生能源工作岗位在中国(Stern and Xie, 2022)。在互联网、5G、人工智能（AI）、特高压（UHV）、数字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低碳技术领域，中国也获得新的竞争优势2。这些新技术为中国提供了潜在的巨大出口机会。毫无疑问，碳中和将为中国提供发展尖端零碳技术、零碳制造和零碳服务体系的巨大机遇，并重塑整个经济系统和部门。
中国绿色发展具有独特优势。一是中国政府协调和管理国家发展战略系统性变化的能力(Harangozo, Csutora, and Kocsis, 2018)。二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增长潜力。中国的人口规模超过欧盟和美国的总和，今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这就为新技术的培育、孵化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中国的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很多已处于全球领跑地位。例如，新能源、电动车等（IEA, 2021）。这种优势有望继续保持和扩大。
四是中国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方面也具有坚实基础，并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加快低碳发展。
综上所述，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将有望以“换道超车”的方式，降低传统产业的重置成本、沉没成本，推动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范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再创中国四十年发展奇迹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从现在到 2060 年的下一个四十年，碳中和将成为中国新发展范式和新增长故事的核心，彻底重塑中国的经济结构、生产与生活方式、宏观管理架构和发展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中国宣布碳中和目标的时间，恰逢中国开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这两个时间点的契合，昭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个全新开端（Stern and Xie,2022）。
碳中和需要发展范式的转变，是对工业时代建立的传统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工业革命后在传统发展范式下建立的现代化概念的重新定义。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中国有望以碳中和为抓手，以绿色发展方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之旅，再创又一个四十年发展奇迹。
碳中和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新生事物。越来越多的气候科学的证据（例如全球范围内更强烈的热浪和极端天气）以及技术进步，正在引导世界各国做出明确的承诺，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从向低碳经济转型中获益的巨大机会。
这些好处远超过减少气候变化风险的成本，包括由可再生能源支持的更便宜的电力和运输、更少的浪费和拥堵、更清洁的空气和更小污染的土壤和水，以及更强大的生态系统（IPCC，2021）。
在这条赛道上，中国和发达国家大体处于同一条起跑线。这意味着，中国有望从过去40 年传统发展范式的学习者和追赶者，成为新发展范式的并跑者和领跑者。如果说工业革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引领世界发展的机遇，那么以碳中和代表的新绿色发展范式，就有望成为中国引领世界发展的新机遇。
这种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型，需要经济管理以及资源配置方式进行快速、深远、持久的变革。发展范式转型远不只是通过零碳技术促使排放与增长脱钩的问题，还包括改变资源配置、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的模式，以及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系统性重塑。
此外，还需要改变城市和社区的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活动和行为模式的实际重组（例如，关于出行和饮食习惯），以及使用更普遍的“福祉”定义来衡量发展政策的成效。
这将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可持续增长故事(Hepburn et al., 2021)。凭借明确的战略方向、强劲的储蓄和投资、已有的科技能力等优势，中国有潜力引领全球转向绿色发展新范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他们已无法再按照发达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绿色发展对这些国家就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