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7）》于2017年6月29日《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7）》发布会暨第六届中国低碳发展论坛上首次与公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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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教授就全球气候治理形势与我国低碳发展对策进行主题演讲。
何建坤：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主要学术领域为：能源系统工程和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能源与气候变化重大项目技术负责人，国家973计划气候变化科技专项的技术负责人和项目首席科学家。其主持的研究成果已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每年一度的《低碳发展报告》发布会上，就当前全球气侯治理一些新的形势和我们国家在低碳发展转型方面所遇到的一些新的情况和挑战，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众所周知，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要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一个方面，美国政府退出《巴黎协定》使它本身就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公信力，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也在世界范围之内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另一个方面，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无疑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虽然不会有更多的国家追随美国退出《协定》，但是美国宣布不再履行它在《巴黎协定》下的自主贡献目标承诺，这会对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和合作的环境和氛围产生负面的作用。有一些国家，特别是像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伞形国家，本身在实现自主贡献目标遇到一些困难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动摇这些国家来践行它在《巴黎协定》下自主贡献目标和不断加大减排力度的决心和意愿。
另外一点，美国政府宣布，将不再履行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的义务。大家都知道《巴黎协定》下已经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到2025年之前，发达国家要负责筹集每年一千亿美元的资金来资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美国宣布不履行注资的义务，这也会影响其他发达国家注资的意愿，这有可能使得在《巴黎协定》下，每年筹集一千亿美元资金的计划受到阻挠，也有可能实现不了这样的目标。这会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贫穷的国家、对小岛屿国家造成更多的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
美国虽然退出了《巴黎协定》，但它仍然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应该遵循公约的原则。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原则，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基础的法律文件，《巴黎协定》也是在公约指导下达成的协议。在公约下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也要履行率先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的义务。同时也强调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的原则。
尽管当前对美国未来在谈判当中的立场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从特朗普的表态来看，他很可能会挑战《公约》和《巴黎协定》的一些原则，特别是共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和公平原则，各自能力的原则。这样会破坏当前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制度的、机制的框架，也影响大家的决心和信心，有可能未来的谈判当中会更加强化每个缔约方或者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强化这样一个联合博弈的、狭隘的思维，而淡化当前逐渐形成的合作共赢的这样一个模式。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产生一些影响，也可能会延缓气候变化应对的进程。但是有一点大家应该清晰，气候变化本身是个科学上的真命题，气候变化确确实实在危及地球的生态安全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广泛的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是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所以人类社会已经开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形势下，每个国家能源的革命性的变革也成了当前的趋势和潮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成本大幅度的下降，使得新能源低碳的技术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具备竞争力。新能源技术越来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型的就业领域。这样一个潮流下，低碳发展转型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所以，即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能源变革和低碳转型的趋势也不可逆转，这也包括在美国国内，美国风电、太阳能发电这种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它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煤炭，在光伏领域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在煤炭行业就业的人数。所以，在美国国内新能源变革和低碳发展的趋势仍然会加速。现在美国很多的州、城市，以及企业、NGO、民众也在积极推进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反对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所以，不管未来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全球低碳化的进程这个趋势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的。
如果当前我们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延缓的话，那么到未来，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进程就会更为紧迫。未来二三十年的时间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最关键的时期。《巴黎协定》也提出，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要尽快达到峰值，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要比当前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如果现在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如果一直到2030年仍呈增长趋势的话，那么对2030年以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进程的要求就会更为紧迫。而且使得未来全球温升幅度大于两度的风险也会大为提高。所以当前我们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要走上气候适宜型的低碳发展的路径，这是我们在管控气候风险的同时，实现各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
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保护地球生态安全的事实，同时也是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促进实现两个共赢，一是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要实现合作的共赢和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要统筹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多种目标，实现自身发展和降碳的双赢。所以我们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发展与减排二氧化碳双赢的目标，核心就是要大幅度降低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单位能源消费和单位碳排放的经济产出效益，这样的话，用尽量少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大力节能，提高能源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促进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降低单位能源使用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就会使得单位GDP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当前，从世界范围来看，从2005年到2014年，全球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下降率大体是1%，发达国家大体是2%，我们中国实现了4.5%，所以我们在促进GDP的碳强度下降方面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未来要实现全球温升不超过两度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在今后必须尽快使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年下降幅度要超过4%。这样才能支撑全球平均2.5%到3%的GDP年均增长率的同时，促进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绝对量的下降。中国要是实现INDC目标，到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每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率就需要超过4%，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也要发挥引领性的作用。特别是我们提出要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要达到峰值，而且努力尽早达峰，我们到2030年左右，预期GDP潜在的增长率也要达到4%-5%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必须是在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率大于GDP的增长率时，才能使由于GDP增长所引起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被降低单位GDP碳排放所抵消，所以要实现二氧化碳峰值的目标，我们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年下降率也要维持在4%-5%的水平下。
当前我们经济的新常态下，我们推进新的发展理念，其中的创新发展要求转变发展动力，绿色发展就是要转换经济的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和低碳发展。所以在新的经济常态下，GDP的增速放缓，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使得能源消费弹性有显著下降。GDP增速的放缓和能源消费弹性下降两个因素的叠加，使得能源消费的增速大幅放缓，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有效的控制。在2005年到2013年期间，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速大概在平均6%，2013年到2016年这三年期间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速下降到1.5%，在总能源需求增速放缓到1.5%的情况下，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仍然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增长，这大大调整了能源的结构，使得我们在这个期间新增长的能源需求基本上是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来满足。所以，这三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基本持平，2016年比2015年还有所下降。当然有人说，是不是我们2015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达到峰值，这个还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这样一个压力，所以首先影响的是重化高耗能行业，基本建设的增速放缓，对水泥钢铁的需求下降，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能源消费的弹性已经降到0.22，如果未来我们GDP增速稳定在6.5%左右的高速增长，整个的经济处于稳定增长的形势下，能源消费弹性很可能反弹。如果能源消费弹性反弹到0.3，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弹性。如果能源消费弹性0.3，GDP增速6.5%，那么能源消费的增长就会有2%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就不能够满足总的能源需求，所以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还会有小幅的反弹，但是也不会再出现2005到2013年这种快速增长的局面。
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的低碳转型，我们国家在4月底又公布了2016到2030年的《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一个方面进一步重申我们在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提出进一步的措施和主要任务。在这个文件当中，一个方面提出要控制能源的消费总量，到2030年能源消费的总量要控制在60亿吨标煤以下，另外一方面要实现化石能源的跨越发展，提出两个50%的目标，一个是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在总电量中的占比争取达到50%，另外一个是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的供应要占一次能源消费的50%以上。这两个目标进一步强化了我们能源转型的速度和力度，因为到2030年我们一次能源用于发电的比例可能由当前的41%提高到50%左右。电量的50%要来自非化石能源的话，那么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就要达到25%左右，会超过我们在《巴黎协定》下提出的到20%左右的目标。另外到2050年，我们非化石能源占比要超过一半的话，天然气的占比也要达到15%-20%。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的占比就会低于30%，可能也就20%左右。这就使得能源变革的速度大为加强，到2050年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会比峰值年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另外，当前我们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结合当前雾霾的治理和环境的改善。要减少煤炭的终端利用。现在我们煤炭的利用，大概一半用于发电，一半用于终端的利用。终端的煤炭利用，特别是散煤的利用，它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这种常规污染的排放要比有脱硫脱硝措施的煤电站可能要大十几倍，几十倍，所以我们减少散煤的利用和煤终端的利用，可以在改善环境的同时，又减少了碳的排放。我们在减少散煤利用的同时，就要用电来取代煤炭的终端利用。电，我们希望主要是增加非化石能源电力，所以，发电用能源的比重要持续地上升，电在终端能源消费的比例也要持续地上升，这就使得电力发展的速度要大于能源总需求的增速，在维持煤炭发电大体稳定的情况之下，为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上网就提供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空间。我们就利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强它的终端利用来替代煤炭，收到减排二氧化碳和保护环境的双重效果。
所以在当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面临国际国内双重挑战的形势之下，不管国际上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也不管其他国家的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中国政府已经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对外在国际上积极推进《巴黎协定》的落实和实施，推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努力促进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共同发展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建设；对内，我们也和新常态下转换发展动力，转变发展方式，治理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一致，加快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经济发展绿色和低碳的转型，为我们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同时，也为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我们中国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