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每年垃圾总量超过10亿吨，且每年还以5-8%速度增长，国内至少有三分之二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窘境，因此建立系统的垃圾分类体系变得刻不容缓，而体系的建设就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扶持。
“两网融合”渐成趋势，垃圾分类开始进入收费时代
我国早在1955年就曾号召全国人民进行垃圾分类。在当时，民众可以将旧纸壳、牙膏皮、玻璃瓶等与其余生活垃圾分开，并上交指定地点便可以换取现金。虽然当时民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但并不是出于对环境的保护或提高垃圾处理的效率。由于当时物质匮乏，全民回收垃圾仅仅只是勤俭节约或补贴家用。改革开放后，国民生活质量提高，垃圾种类也越来越丰富，许多小商小贩看好垃圾可以卖钱这一机会，选择性的回收垃圾，却使更多垃圾涌入城市。
为解决终端垃圾处理的难题，住建部在2000年6月发布《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首次提出8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深圳、厦门、桂林。但由于居民端意识不强、政府出资不够、垃圾分类产业链不完善等因素，首批试点城市均未有明显效果。但首批试点城市仍没有停止脚步，2013年，北京试行垃圾定量定时定点投放、上海市政府推行《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草案）》、广州实行垃圾计量收费、南京市实行《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虽然垃圾分类效果有所改善，但由于市民对于垃圾分类知识匮乏，垃圾正确投放率仅为10%-20%。
到被认为是环保元年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两个环保产业的顶层文件出台，明确要求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回收”与“再生资源回收”有效衔接。
2016年承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要求，在“十三五”工作中做了相应部署，其中北京和上海均要求到“十三五”末实现原生垃圾零填埋。
2017年我国垃圾分类产业政策开始密集发布。2017年3月，住建部、发改委联合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指出到2020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同年12月，住建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2018年7月，《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指出，要全面建立覆盖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促进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到2019年，垃圾分类进程明显加快。2019年6月，住建部发布《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提出，自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2年前，各地级城市至少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我国的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建立始于2002年，虽有相关政策推动，但实施情况并不理想，收费制度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有较大欠缺，导致收费制度的推广和实施就此搁浅；2017年，随着我国具备了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基础（居民素质提升，垃圾收运处置设施初具规模），垃圾分类收费制度重新被提起；2019年6月5日，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指出要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实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该《草案》的通过也意味着，在鼓励、试点、强制等手段之后，未来我国垃圾分类或将进入收费时代。
各大重点城市陆续发布垃圾分类细则
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我国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46个城市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求达到35%以上。
当前，除西藏日喀则外，其他45个重点城市均以意见、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的形式对垃圾分类进行了日程规划，其中20%的试点城市已步入垃圾分类“有法可依”时代，剩余部分城市也已将垃圾分类立法工作提上日程。 特别是北京、深圳和广州等重点城市都已开始进入落地阶段。2019年6月，北京市管理委主任提出，将推进北京垃圾分类立法进程，明确垃圾分类单位、个人责任，引入罚款机制，罚款标准将不低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