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晋峰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应对2023年7月这种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而且可能是12万年以来的最热月份这种极端气候的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了应对这种极端气候，全球国家应该如何来共同面对？目前有哪些比较优秀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答：我先来分享一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他在去年巴基斯坦洪灾后发表了文章，文章提到，巴基斯坦的洪涝使环境受到巨大破坏，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流离失所。他认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存量”和“增量”的直接后果。如果有一个法庭，那么被告就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他是一个来自于发达工业国家的学者，能提出这种观点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面对今天的气候危机，我们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每个国家都有责任，但是发达工业国家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因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在很长时间里都采取粗放的发展模式，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发达国家负有导致全球变暖的历史责任、法律义务和道义责任。
我们也提出来一个观点，即人人生来“碳平等”。即在有限的碳资源和碳排放权下，每一个人都应该来承担这个责任——平等的碳排放权和共同的减碳责任——在今天这样一个极速变迁的时代，每一国家、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主且积极的承担碳责任。我们要支持巴基斯坦重建，发达国家应该支持或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减少碳排放，减少碳足迹产生，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问：您认为碳达峰对全球变暖有何意义？中国在全球碳达峰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是巨大的，但人均碳排量是非常低的。我还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中国生产了大量的汽车，生产了大量的服装，生产了大量的玩具。在生产这些产品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排放了大量的碳。但是，这当中大量的产品都出口到了其他国家。这些产品都是其他国家在使用。那么这个碳排放应该怎么算？我们认为应该是谁使用谁来承担碳责任。我举一个例子，山西挖煤发电，排放了很多碳，但是电被输送到河北去使用了，这应该算山西的碳排放还是河北的碳排放呢？当然应该算河北的碳排放。这也是“碳平等”的体现。
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同时，也不应该重复工业文明的老路，而是应以高科技、新思维来开启新的发展模式。在分工合作的全球市场，人们希望以最低代价追求全人类的美好生活，但我们不光要以经济核算，还要以碳核算。我们制定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就是在积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的同时，还要下力气节能降碳，最终走向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该通过科学技术的升级，大规模的减少我们的碳排放。以最小的碳排放的生产过程，排最少的碳，减少碳足迹产生，从而保障人类的永续发展。
在全球碳达峰的进程之中，中国向世界做出的承诺是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跟其他一些国家相比，我们的“双碳”目标完成周期相对较长。但结合我国的国情，“双碳”目标的提出实际上是非常有魄力的。我们愿意去不断地突破，并且在经济社会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前提下，仍然竭尽全力去为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承担我们的责任，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气候治理的决心与大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