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命题，但“双碳”工作在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模式、技术与机制体制上的弊端，阻碍了净零碳转轨进程。中国净零碳转轨的提质增速需放弃原有的碳思维，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服务，以能源生产侧与消费侧实现能级转换为支撑，加快推动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从多赢协同的视角出发，净零碳转轨还需加快转变原有的发展范式，夯实原创核心技术，通过能源供需市场“去中心化”、分布式与扁平化发展，加快释放零碳转型的发展动能，为推动中国碳中和进程提供根本保障。

1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第一大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指出，2011—2020年间，人类活动因素对全球地表温度提升的影响占98%以上。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后，《巴黎协定》的签署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的新阶段，碳中和逐渐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以不同形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或者愿景，并逐渐在国际上形成了碳中和目标的倡议网络。

净零碳排放目标加速了各国清洁能源的投资进程，2022年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投资总额达到1.1万亿美元，总额与增速均创历史新高，低碳科技投资额首次与化石燃料投资额持平，以风能和光能为主导的可再生能源在全球发电结构中的比重也高达29%。与此同时，近年来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爆发，不少国家为缓解国内能源短缺，重新转向化石能源。2022年全球碳排放量为405亿吨，而其中90.4%都来自化石能源利用，能源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这表明尽管全球在实现净零碳承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这些承诺尚未得到完全有效落实，清洁能源也仍未成为主导能源。因此，要实现全球的净零碳排放目标，还需各方系统谋划，加快零碳能源对高碳能源的替代步伐。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倡议并践行碳中和目标，参与全球碳中和治理体系建设。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中国立足本国特色，逐渐架构了“1+N”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体系，并将“双碳”目标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为应对多重全球危机、复苏世界经济提供新机遇。据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下降到1.9%，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5%左右。尽管“双碳”工作在开局两年颇见成效，但中国净零碳发展仍然存在不少发展模式、技术以及机制体制方面的障碍。从长期来看，净零碳转轨的推进还需综合评估转型成本，防范负面影响，并兼顾就业、增长、安全、环境等多元发展需要。但是，当前采取的措施（如不断改良传统煤电、机械化锚定碳排放数量等）很可能并不是效率最优的转型路径，净零碳目标实现的核心抓手应该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服务，而非碳本身。换句话说，只聚焦碳排放的绝对数值并不是中国碳中和发展的核心要义，应该放弃碳思维，加快释放零碳转型的发展动能，以寻求零碳能源革命性突破的方式，为推动中国碳中和进程提供根本保障。

在综合研判国际、国内复杂局面的基础上，本文围绕当前碳中和路径中的痛点、难点、堵点与风险点，对中国式净零碳转轨路径的规律、关键问题以及实现路径进行深入探讨，并为净零碳转轨如何实现提质增速提供发展思路与解决方案。

2波动变化的净零碳转轨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方面，与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需要50~70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不同，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将过渡期设定为30年，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系统谋划净零碳转轨路径；另一方面，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既要推动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又要促进低碳、零碳技术突破与应用推广，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产业结构与生活方式，努力完成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那么，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净零碳排放转轨规律与重点是怎样的？平稳而全面的转轨路径是否一定是系统最优的？

01 发达国家碳达峰的经验总结

全球实现碳达峰的46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为发达经济体，其实现过程可以分为自然达峰和气候政策驱动达峰两种类型。1990年国际气候谈判之前达峰的国家，都属于自然达峰。自然碳达峰是当经济与清洁技术发展进入成熟阶段，相对低碳能源取代相对高碳能源的自然调整结果。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煤炭发电的国家，煤炭消费峰值曾达2.44亿吨，煤电占发电总量的比重也高达75%。北海油田开采后，大量廉价高质的天然气将质次价高的煤炭挤出能源市场，英国煤炭消费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下降；随着天然气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的替代，到2017年煤电占发电总量的比重已降至7%，基本淘汰了煤电。在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之后，日趋严格的气候政策加速了一些发达国家能源结构调整优化与碳达峰布局。美国也是煤炭发电用能大国，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煤电占比迅速下降，二氧化碳排放于2007年达到峰值。这些发达国家的碳达峰基本都遵循了碳强度率先达峰，而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强度几乎同时达峰的阶段型轨迹。

02 碳达峰的波动性特征

在“双碳”目标的实现进程中，碳达峰目标并不是一种刚性约束，无需太过纠结碳排放的完美达峰年份。从英美等发达国家碳达峰的实现路径来看，碳达峰基本都是化石能源内部结构调整之后的表现形态，也是低碳天然气替代高碳煤炭的必然结果。这一点可以通过《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目标予以证实，在议定初期所确定的目标为1997年规定附件I即发达国家201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相对于1990年整体下降幅度不低于5%。但是后来随着现实情况的不断变化，发达国家发现目标的实现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年份，单一的时点可能会出现一些极值或者特殊情况的存在，为此，将这一目标调整为2008—2012年的五年平均值，而非2010年的单一年份参照，既遵循经济增长的态势，又体现了自然波动的本质。

03 中国式净零碳转轨路径的关键问题

1.碳达峰并不必然是线性单一峰值

中国实现碳达峰的过程将是一个波峰和波谷交替出现的渐进式发展过程，这并不表征中国的碳排放一定要实现线性峰值，即在碳达峰之后不一定是直线下降，还有可能再度上升。通常来说，在碳脱钩之前，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变化呈耦合变动关系，与自然状况下的气候变化一样，在不同的阶段会呈现较大的年际差异，其变动也是非线性的，不可能实现完全平稳。以行政管制方式寻求线性单一峰值的转轨路径并不符合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律，中国经济必然会经历高增长、低增长直至平缓增长的不同发展阶段。

2.长期战略谋划净零碳，谨防低碳转型的负面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传统产业转型的阵痛，以及新兴产业成本由高向低的发展过程，但这并不是以牺牲经济为代价的“一刀切”，而是需要以零碳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作为推进碳达峰的新动能，促进各行业主动摒弃高碳的生产方式。为稳步有序推进“双碳”目标实现，中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碳达峰相关规划。尽管如此，中国式的净零碳路径绝不能以碳达峰单一指标来考量，碳达峰的终极目标是碳中和，如果将碳达峰作为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过度关注短期的经济发展走向，可能会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较大的约束甚至伤害。

零碳能源革命在关键技术与大规模市场应用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无需在不确定之中强求短期的确定性规划或安排。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的成本大幅下降。在实现净零碳过程中，无需太过纠结短期走向，应该正视碳达峰之后仍然会出现的波动。因此，需要从碳中和进程的根本要求出发，聚焦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系统谋划净零碳转轨路径，借助零碳能源革命市场强劲动能，不断降低零碳可再生能源的成本。

3净零碳转轨发展的提质增速

净零碳转轨的提质增速需要切换赛道。从中国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一直处在以煤炭清洁利用为代表的化石能源低碳利用赛道上，那么只能永远走向低碳，绝对没有可能走到零碳。在距2060年还剩不到40年的时间里，需要迈开步伐，走向新的赛道。在实现净零碳转轨中，如果没有新发展路径的探索，没有新航道的变更，想要实现低碳高效的净零碳转轨的概率几乎为零。净零碳转轨的提质增速是实现碳中和的必要充分条件，只有实现了提质增速，才能够保障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质增速是多重发力的过程，是不断“上台阶”、实现能级转换的过程，既需要提升能源生产侧与消费侧净零碳转轨能级，又需要加快碳移除端的净零碳转轨速度，同时持续推动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

01 能源生产侧转轨的能级提升

1.零碳能源的市场动能强劲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是能源服务，并不是碳，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是伴随着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要实现减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而不是仅仅改良煤电。因而，能源生产侧的净零碳需从能源生产侧加速风能、光能、水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替代，加快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发展范式转型，提升非化石能源替代步伐。当前，能源生产侧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由2015年的35%提升到2022年的49.6%。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产业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风能、太阳能技术产业体系，在全产业链上推动风电、光伏成本下降，构筑了全球领先的自主制造根基，也为能源生产侧的净零碳奠定了基石。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中国到2030年生产1200GW清洁能源的目标将会提前实现，至2027年，中国将占到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50%左右。

2.兼顾可持续发展关键目标的实现

零碳能源的生产革命，推动的不仅仅是碳中和，更包括就业、增长、安全、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关键目标的实现。以四川正斗光伏实证基地为例，总装机40万千瓦，年发电量约7.74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23.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65万吨。实证项目还通过引进科研机构，吸引上下游产业就地建厂，提供2000多个就业岗位。同时，借助“牧光互补”配套蓄水灌溉系统，针对退化草场，分类治理，打造集“发电、集水、储水、灌溉、种植”于一体的光伏生态系统，既解决了用能降碳问题，又兼顾了生态环保的目标。随着风、光等可再生资源进入低价上网时代，零碳产业链与碳足迹核算标准逐步完善，零碳电力行业市场竞争力日益凸显。据国际能源署（2023）测算，2022年全球电动车占整个汽车市场的份额达14%，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贡献占比达60%。产业链条的延伸与市场规模的扩张将推动更安全、更经济、更清洁、更公平的变轨发展，颠覆性重塑世界能源格局，实现零碳能源安全转型。

3.净零碳能级提升需以储能技术开发为重要支撑

为实现能源生产侧的净零碳转型，即生产的能源80%以上为非化石能源，中国需要大幅提高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然而，现阶段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普遍存在间歇性、波动性与随机性特点，难以保障能源供需双侧匹配的可靠性与效率性。储能技术的突破与普及可以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的跨时空资源配置问题，满足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用户的负荷需求。换言之，要真正实现能级提升，储能技术革命是重要前提。随着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化学储能、生物质能等技术的成熟，中国储能行业逐渐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应用演进。然而，在储能技术领域仍然面临基础性、原创新、突破性创新不足，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储能市场地位有待明晰，市场机制亟待完善，储能价值收益需要合理补偿等问题，还需加快关键领域技术突破与多元化技术应用，加速可再生能源配储，推动电源侧、电网侧、用户侧等新型储能全面发展。

02 抓大放小、协同创新地释放多赢新动能

1.消费侧能源结构需同步转变

能源消费是与产业发展链接在一起的，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居全球第2位，但人均GDP刚刚突破1万美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社会发展与改善民生的任务依然艰巨，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中国在能源消费侧的结构优化和低碳转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由2015年的12%提高至2022年的17.3%。然而，即使能源生产端实现了零碳能源生产，如果消费侧仍然建立在化石能源的产业结构体系上，净零碳也难以实现。2012—2022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由40.21亿吨标准煤提升至54.1亿吨标准煤，并以年均3.0%的能源消费增速拉动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由2012年的68.5%降至2022年的56.2%，天然气、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大幅提升。随着数字化推动的产业绿色转型的加速，能源消费侧的净零碳能级提升将成为可能。

2.以终端需求为导向发展零碳能源市场

从发达国家消费侧零碳转型经验来看，能源需求拐点与其产业结构的转型紧密相关。从全球发展状况来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为70%~80%，第二产业占比为20%左右（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20%），第三产业占比大幅超过第二产业。中国的高碳高能耗产业占比则一直都比较高。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去产能，且伴随着新冠疫情之后房地产、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空间趋窄，传统工业产品生产也进入下降通道，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常规工业品产能的饱和标志着高能耗需求趋弱。2022年中国第二产业占比39.9%，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通过提高能源消费侧的净零碳转轨发展的能级，解决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电能替代问题。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并不是缩小终端市场，相反，切换赛道反而会扩大市场规模。以交通领域推进汽车产能整体转型为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国办发〔2020〕39号）明确提出，力争到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公共领域用车全面实现电动化。行业快速发展也将带动充电桩等上下游市场的迅速扩张。

3.净零碳城市“碳中和”布局

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2022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起了“欧盟使命：气候中和与智慧城市”项目，明确了112个参与城市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使命，净零碳排放工作重点围绕电力消费、区域供热供冷系统、建筑物与设施用能排放、废弃物排放、工业生产与土地利用产生的排放等领域开展。中国部分城市也启动了能源消费革命，《中国净零碳城市发展报告（2022）》显示：深圳净零碳发展水平位居第一；北京则以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比例不到2%的优势排名第二；杭州围绕能源消费端，深入开展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的节能减排和提质增效，在净零碳城市发展中排名第四。从这些城市的发展实践来看，要谋划长远，就必须在发电侧、用电侧等能源消费侧推进零碳革命。伴随数字化转型的加速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向往要求的转变，消费侧净零碳转轨将加速实现。

4.分布式能源催生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型

长期以来，能源生产侧主要聚焦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加工、运输、替代等领域的节能降碳；能源消费侧主要覆盖工业、交通、建筑等行业减排。能源供需双侧的减碳工作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体系。净零碳的实现是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双向“奔赴”，不仅需要提升碳中和水平，更是民生福祉、区域协同和发展范式的升级。以分布式能源为代表的新型能源供需一体化模式，转变了传统能源供需双侧由供给到需求的单向流动关系，能源供需就近消纳，极大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具体而言，一方面，消费者可以因地制宜地利用自有空间资源（如屋顶分布式光伏），通过“自发自用+余额上网”的模式创新收益分配机制，降低交易费用，更大限度地提高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空间资源所有权的分散化可以有效破解能源中心化与大资本垄断，降低垄断利润，催生能源发展的新业态、新范式。

03 碳移除端转轨的能级提升

1.碳移除技术不可或缺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更多聚焦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但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除了化石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外，还有6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包括甲烷、氧化亚氮及4种含氟气体。据世界气象组织统计，1990—2021年，二氧化碳、甲烷等长寿命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的增温效应增加了近50%；2021年，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值均创新高；2015—2022年成为全球气象记录中最热的8年。由此可以看出，实现碳中和，不仅是二氧化碳的中和，也包括这些难以管控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实现中和。因而，我们实现化石能源清洁化、低碳化使用的唯一方法就是碳汇，通过碳捕集、利用与埋存技术，提升能源系统的应急备用能力，同时捕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即使未来已经实现了碳中和，为保障能源安全与电网稳定性，我国仍需利用部分化石能源，相应的，也需要部署相当规模的碳移除项目。因此，碳捕集、利用与埋存技术是实现碳中和不可或缺的关键手段。

2.碳移除应用空间有限

碳移除是非常复杂的链式技术体系。碳的捕捉、运输、封存以及监管等环节属于纯粹的投入成本环节，只有在利用环节才会产生收益，所以碳移除整体成本主要取决于收益以及其他成本的叠加。目前，碳移除技术具有小规模、高成本、零效用、高风险和低效率的特点。具体而言，首先，碳捕集能力多为10万吨，最大不超过百万吨，全国森林碳汇每年的固碳量为4.34亿吨，总碳储量为91.86亿吨，而近年来仅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年就高达110亿吨，捕集与排放相比差距过大；其次，捕集比例比较低，对于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技术上不可能做到100%捕集，并且，捕集的碳直接或间接使用价值有限，导致捕集成本居高不下；再次，缺乏天然的可利用存储的地质封存空间，捕集、运输、埋藏过程中要消耗更多能源，碳埋到地底下后可能会再次泄漏。因而，碳移除的技术应用成本远远大于收益，难以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人为的碳移除，只能是潜在的一种补充，绝对的移除量难以超过每年20亿吨二氧化碳，很难在现阶段成为碳中和道路上的中流砥柱。但作为中长期战略，现在仍然需要瞄定未来布局，超前部署低成本、低能耗的碳移除技术和设备，充分把握实现“双碳”目标的窗口期，稳步掌握国际话语权。

04 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

1.立足当下及时退出，减少高碳锁定风险

化石能源属于典型的高资本密集型投资，同时化石能源资产亦是长生命周期的（超过40年），投资回报期甚至已经超过2060年。面对中国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需要避免与化石能源相关的巨额资本沉淀与浪费。在碳中和进程中，降低由于高碳锁定而不能按时碳中和的风险，意味着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必须逐步有序退出。以现代煤化工为例，该行业要进行高端化、多元化、产业化、园区化与低碳化转型。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现代煤化工四大产业（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和煤制乙二醇）总产量高达2749.1万吨，同比提高12.7%，煤制油、煤制气和煤制乙二醇产能均位于行业高点。尽管发展现代煤化工可以缓解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煤化工以煤炭为基础，在化学品制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大大超过以油气为原料的工艺；另一方面，煤化工具有碳排放浓度高、集中度高的特点，行业推进零碳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更加依赖碳捕集、碳封存技术的突破。因而，现阶段煤化工行业只能减碳，无法实现零碳，产能的持续扩张甚至可能不利于碳中和目标的完成。

2.能源危机与疫情影响将加速化石能源退出

俄乌冲突的加剧引发了持续性全球能源危机，欧洲国家被迫寻找替代俄罗斯油气的备选方案，加剧了世界油气资源的竞买。在此背景下，不少国家重新调整碳中和的发展路径，以降低化石能源的对外依存度，如德国提出将100%实现可再生清洁能源替代的目标提前10年。对比化石能源呈点状分布，容易被控制、垄断而形成一种地缘政治工具的特点，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则大不相同，可以摆脱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减少能源依赖的安全风险。零碳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已经呈现并将不断强化为一种“碾压”挤出效应。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统计，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贡献了全球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的83%，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占比也扩大至40.2%，可再生能源份额的持续增长为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打下了重要基础。在当前国际能源局势下，加速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推进碳中和进程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更是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独立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净零碳转轨的四条路径的实现是有轻重缓急的。具体来看，能源生产侧和消费侧的转轨最为重要，如果生产的全部是清洁能源或者消费的全部要求清洁能源，或者生产和消费双端发力，那势必会实现碳中和目标。也就是说要谋定长远，切换赛道、变更航道。不要投入太多的“压舱石”，看似行稳却不一定能致远，从系统的视角来看，甚至有压沉、侧翻、刺破“航船”的系统风险。更换赛道可在兼顾碳中和目标的同时，统筹推进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生态环保、就业改善、福祉提升等多目标共赢，实现超越“净零碳”的全方位可持续发展。

4净零碳转轨发展的多赢协同

净零碳发展是一种发展范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是要放弃原来的碳思维，释放零碳转型的发展动能。一方面，通过创新引领，改变原有的模仿复制模式，突破现有产业格局下的利益羁绊，释放产业投资新红利；另一方面，通过切换赛道，夯实原创核心技术，参与世界净零碳转轨发展，占据标准规范主动权。零碳可再生能源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既是从高碳化石能源到零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轨道切换，又是经济社会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01 “去中心化”推动零碳可再生能源革命

现阶段，中国的化石能源生产和供给呈现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特点，石油供给由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桶油”垄断，电力系统也主要由五大发电集团（国家能源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华电集团和国家电投）集中供应。与之类似的化石能源汽车领域，也呈现一汽、二汽和上汽等巨无霸企业瓜分市场的现状。这种状况存在能源安全不可控的风险。中国化石能源尤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超过70%，存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风险，不安全的根源不可能消除。燃油汽车的巨无霸企业虽然拥有超大规模产能，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只能贴牌生产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国家汽车，几乎没有自主品牌。这些“中心化”企业均为高度资本密集型，不但不能创造更多就业，资本增值也不利于拉动内需、提升民生福祉。当前飞速发展的电池、新能源汽车、热泵棒等零碳可再生能源，有利于推动能源供需市场“去中心化”、分布式与扁平化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可再生能源多点开花的应用模式也有助于保障能源安全。

02 抓大放小、协同创新地释放多赢新动能

净零碳转轨需要协同创新，放大多赢的新动能。对于短期无法完成净零碳任务的领域，仍旧采用原有的化石能源，如长流程炼钢需要焦炭，飞机燃油也暂时没法替代。中国的目标是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不是2050年，更不是2030年，随着技术的进步，难题终会迎刃而解，如氢能炼钢、电动或生物乙醇、氢能航空燃料，在未来将近40年的时间里总会找到解决方案。例如21世纪初，纯电动汽车进入市场，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来看，所需的车体生产材料等都是高碳产品，纯电动汽车并不是净零碳产业，但只要新能源汽车在使用阶段不消耗化石能源就可以释放可再生能源新动能，解决绝大部分交通领域的清洁用能问题，大幅削减碳排放，就值得推广发展。

03 转换技术发展模式，增强原创核心能力

中国长期以来侧重引进和吸收技术，采用大规模投资追赶型企业驱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模式同样制约着零碳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比如中国为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生产光伏组件，却以各种理由被禁止进口光伏组件，阻碍了中国光伏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欧洲国家成立光伏产业联盟，不断扩张本土产能，并设置绿色壁垒、社会壁垒等新贸易壁垒阻碍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出口。由此可见，要引领世界、标准世界和规则世界，仅靠产能的世界霸主地位是没有主动权的，必须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才能提升净零碳转轨发展的能级。

那么，如何由原有的追赶增长模式转变为创新引领模式，换句话说，“先立后破”要依靠哪些企业进行创新引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大型企业来说，它们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资本雄厚，往往没有创新的内在动力，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样需要这些企业在大基地建设中提速，如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长距离输变电投资等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对不具备垄断地位的民营企业来说，它们无“成”可守，创新才有机遇。动力电池、太阳光伏几乎都是能源细分领域中民营企业“扎堆”的行业，民营企业试错成本低，创新效率高，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探路者。因此，应积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太阳能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等零碳能源产业的投资，破除跨所有制技术壁垒与体制内产业联盟，提高原创核心技术水平与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推进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创新、多赢与合作。

04 加快机制体制创新，推进分布式能源参与市场竞争

目前，中国已有不少省市将分布式能源发展纳入能源领域市场化体制改革重点，建立了保障可再生能源产业市场化发展的补贴、政策体系与环保管理体系，完善了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一些省份正在开展微电网、虚拟电厂与公用电网交易结算和运行调度等机制的改革，允许分布式能源项目将所发电量与周边用户按照规定直接交易，而非低价出售给电网公司，即“隔墙售电”项目。相比“自发自用”项目，“隔墙售电”项目更加灵活，输配费用的下降以及交叉补贴的减免将大大提高交易双方的积极性，提高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收益。虽然推进分布式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总体政策已经发布，但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进展仍然十分缓慢。早在2017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就出台了《关于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的通知》，明确了“隔墙售电”的相关政策，但受制于过网费较高、现行能源价格无法全面反映分布式能源节能降碳综合价值等电网利益分配问题，分布式发电市场化试点交易仍然无法正式落地推进。要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政策落地，就必须先打破电网侧阻力，改变原有的电网商业模式，比如允许工商企业自主选择双重电源，推动电网企业向平台化的综合服务商转型等。由此可见，系统性的政策变革与重构，需要在摸索中前进，通过不断创新机制体制，持续释放市场动能来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在破除行业壁垒、健全长效机制的同时，还需谨防结构性风险，及时调整政策规则，保障多元化能源的稳定安全供应。

5结语

净零碳转轨是涉及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核心议题，在实现净零碳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需要推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双侧协同发展，依靠可再生能源颠覆性原创核心技术、新路径、政策体系与机制体制创新，释放净零碳转型的发展动能。

实现净零碳的根本路径是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和可再生能源的有效平稳替换，零碳能源的革命性突破是碳中和目标进程的根本保障。净零碳转轨有四条路径，其实现过程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能源生产侧和消费侧的净零碳转轨最为重要，零碳能源的生产与消费革命既需要保障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又需要兼顾就业、增长、安全、环境等可持续发展关键目标，更要推动民生福祉、区域协同和发展范式的升级。在切换赛道、变更航道，推动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时，要避免巨额资本的浪费，防范因高碳锁定而无法按时实现碳中和的系统性风险。

净零碳转轨需要多方协同创新，不能一蹴而就，要把握发展机遇，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加快民营资本自主创新步伐，以原创核心技术为支持提升净零碳发展能级。鼓励新能源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只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引领全球零碳产业建设，才能高质量地实现净零碳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