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很多跨行业措施可以双赢,比如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调整、能源效率的提高、工业和交通运输结构的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的效果是有协同性的。“特别是甲烷、黑碳、某些氢氟碳化物等短寿命的气候变化污染物,既是空气污染物也是气候变化的污染物,而对于减少短寿命气候污染物的研究和探索,今后应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郝吉明说。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以行业为“单位”,同时还在进行气候变化适应型城市试点,呼和浩特、大连等28个城市被列为试点名单。比如深圳在过去10年里,碳排放量降低了26%,同时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GDP已达到美国水平;城市能源和电力结构持续优化,城市能源和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核电、风电等清洁电源装机容量占全市总装机容量的30%;绿色建筑面积超过9544万平方米,绿色建筑规模和密度位居全国前列;植树造林增加全市绿化面积1136万平方米,成为全国减排模范城市之一。
此外,应对气候变化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更是全球行为,就如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上表示的,在2020年后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目标,必须在切实弥补现有缺口的基础上,由发达国家率先行动,大幅提高行动力度、显著提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形成在技术上、经济上可行的政策路径,做出样板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等。
对此,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刘世锦建议,可在全球范围内推广10—20项对短期和中长期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重大技术。“这样的话,国际社会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就会有实质性的成果和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