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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的西安人就开始为垃圾处理而头疼了

日期:2019-09-04    来源:环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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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09/04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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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垃圾处理 垃圾处理历史 城市垃圾处理

   唐朝的时候,西安人就开始头疼垃圾处理这事了 垃圾分类、事不宜迟 作者:夹馍 前段时间,《长安十二时辰》的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矮大紧的《晓说》节目时,介绍了唐朝长安城的卫生状况: 当时长安采用的是“明渠排污”方法。没有下水道,污水就在地面的沟渠里流淌。太阳一晒,波光,不,油光粼粼。 这可是当时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表面上光鲜亮丽,一旦置身其中,味道却不好闻。 古装剧中,美女总喜欢拿个手绢,掩面而笑,恐怕不只是为了遮羞,有时也能遮味。 如何排污和处理垃圾,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问题。
  南朝时期,一个叫刘义庆的王爷,闲得无聊,编写了一本书《世说新语》。讲的都是些名人的趣事,堪称古代版的《故事会》。其中有一则: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看不懂不要紧,翻译过来的意思是: 王敦刚和公主结婚,去上厕所,发现箱子里装着干枣,以为是给他摆的果盘,于是就一边拉一边吃,两下给吃光了。出来后,侍女们都捂着嘴笑话他。 用鲁迅老师的话说,王敦就是个“闰土”。原来在古代,没有冲水马桶,厕所特别臭,贵族人家就想了个办法,放些干枣,用来塞鼻孔。 那时候的卫生状况,比现在差多了。上完厕所,也没有卫生纸擦,就用木片、石头、树叶子之类东西发挥作用。揩屁股的“揩”,就是这么来的。
  南唐后主李煜,信奉佛教,曾经亲自给和尚削擦屁股的竹片。削完后,还在自己的脸上试试,看够不够光滑。 所以,如果谁想穿越回古代,别忘了多带点卫生纸。 漫长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人的生产力,但如何处理垃圾,却是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 诺大的长安城,没少遭遇被垃圾支配的恐惧。1200年后,长安已变为西安,垃圾处理终于要进入一个新阶段,那就是分类法。 并且,前面还加了一个词——强制。 01 民国时代的西安,虽经过数朝数代治理,但城市的样子,并没有什么进步。 1924年的夏天,西北大学牵头组织了一次“暑期学校”活动,请来一群名流,到西安给老百姓讲课,目的是“输入新知”。 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叫王桐龄的人,回去后写了本书《陕西旅行记》,用八个章节对西安的城市面貌进行了描述。其中第二章就讲到卫生问题: 虽有官厕,但稍微僻静之处,常有人随便出恭。路旁多尿坑及污水坑,行人过者掩鼻。 秽土废料,如瓜皮果核等,随便弃置于道旁,苍蝇繁殖其中,为各种传染病之媒介。 一句话总结:随地大小便,到处扔垃圾。 杜牧有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把“绣”改为“垃圾”也是成立的。 其实,不只是西安,那时候的整个中国,都处于垃圾的包围中。包括皇城北京,街道上到处是马的粪便,人也随处拉撒,像个庞大的动物园。 在这种状况下,自然细菌滋生,传染病盛行。最严重的是霍乱,俗称瘟疫,就是因为吃的东西、喝的水不干净引起的。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从小跟着传教士父母,在中国长大。在她出生之前,家里有三个孩子都死于霍乱,母亲为缓解悲痛,才又怀了她。
  由于卫生条件太差,1949年前,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婴儿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 新政府成立后,开始重视公共卫生建设。1952年,中央专门设立了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号召人们讲卫生,并且自上而下,从生到村,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 把讲卫生和“爱国”联系在一起后,没人敢不听。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国内到处宣传,说美国在对朝鲜和中国实行细菌战,所以讲卫生,就是反对美帝。
  一场运动下来,全国清除了1500多万吨垃圾,修建厕所490万个,大大改善了卫生环境。 当时,西安的长安县表现优秀,“90%的家庭做到了天天扫除,畜圈整洁,水井水缸加盖,食品加罩防蝇”。全县涌现出38个卫生模范村,县长也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意气风发地去北京领奖。 西安市在1955年颁发了《西安市清洁大队重点试行夜晚清运垃圾办法》,也就是利用晚上的时间专门清扫垃圾。今天看来是常规操作,在那时却是一种进步。 1956年开始,全国又开展“讲卫生、除四害”运动。目标是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四种害虫: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那时人们对国家充满信心,干事热情很高,见面第一句话是:你今天除四害了吗? 陕西省一个季度灭掉麻雀2000多万只。郭沫若老师也曾赋诗一首,批判麻雀: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不过,有生物学家提出说,麻雀虽然和人挣粮食吃,但它也会吃害虫,从长远看是有益的。于是,幸存的麻雀逃过一劫,“臭虫”顶了上去,后来又变成“蟑螂”。 借除四害的机会,垃圾又被清理一遍,因为特别招苍蝇。西安市因此被外国人称赞为“无蝇城”。
  60年代时,西安的一些居民区还模仿苏联,在楼里设置垃圾通道,像烟囱一样。每层有一个口,把垃圾倒进去,会直接落到一楼的垃圾台。但住一楼的人就惨了,被熏得无法出门。 虽说全国一致的卫生运动有些夸张,效果还是有的。建国后,传染病大大减少,曾夺取无数人生命的虐疾,基本绝迹。婴儿的死亡率下降到了百分之二,人均的期望寿命提高到71岁。 今年上海率先实行垃圾分类,专门雇佣了一批老阿姨做志愿者。她们每天站在垃圾箱旁边搞监督,遇到有人来了,就问一句:你是什么垃圾? 招数和几十年前一样,都是通过大面积的群众参与,把一项措施落实下去。 要知道,这些老阿姨们,几十年前,可是“除四害”的主力呀。 02 改革开放后,百废待兴。但经历多年社会运动,疏于管理,西安城又脏乱不堪,光是垃圾山就有70多座。 有句话形容:风起尘沙满城飞,雨落污水漫街流。 作为历史古城,社会开放后,来此旅游的人很多。但因为体验差,到处闻着臭味,回去一传,西安就臭名远扬了。 一位翻译陪外宾游览西安后,面子过不去,直接给中央写了封信,吐槽西安卫生情况。当时担任书记处书记的老乡习仲勋,批示说: “我陪外宾去西安,看到的比信上说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到了不整治不行的地步。也就是这一年,一位名叫张铁民的老革命干部,从陕西省经委主任的位子上,调来担任市长。 因为之前他在铜川担任市委书记时,就以治理卫生闻名。市区疏通河流,他要求所有单位都参加劳动,有中央单位不接受调遣,他就拉闸断了水:“叫他问中央要电要水去。” 此时他已经61岁,上任时说了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愿望,在离休之前,把西安整治成一个文明整洁的城市,使它成为四季常青,春夏秋三季鲜花盛开的城市。 治理卫生本属于市环卫局的工作,但它只是一个小的职能单位,说话没人听,起不上作用。张市长来了后,另起炉灶,成立了一个“整顿市容卫生指挥部”。 他亲自任总指挥,把清理垃圾当一场战争来对待。 和以往做法一样,他要求在西安的所有单位,都得出人出车,清理垃圾。最终,全市出动了42万辆车次、300多万人次,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垃圾山全部运到郊区。 有人回忆说:那个时候搞卫生是真的搞,每到周六大扫除,连窗户都要擦,我们科窗户最多,单位各科室还评比,当时的总务科验收时在犄角旮旯还拿手擦一下看有土没?那真是窗明几净。 张铁民亲自动笔起草了《妨害市容卫生处罚办法》,比如“禁止随地吐痰、擤鼻涕,违者除令其揩擦干净(不得用脚蹭)外,再罚款五角”。 两年下来,罚了九千三百四十六块多钱。最有名的是给省委开罚单。 有次,街道办事处的人检查卫生时发现,省委机关大院太脏,污水都排到了门前雁塔路的人行道上了, 便催其整改。但催了几次都不见动静,只好报告给市长。 张铁民一拍桌子,给陕西省委开了张罚单,两百元。 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有些尴尬,但也大度,说:“罚得好,该罚”。之后,他带头,机关人人动手,花了三天时间清理垃圾,拉了三百架子车。 因为这件事,张铁民名声大震,成了“网红”。“张市长”没人喊了,大家开始叫他“铁市长”。 除了清理垃圾外,张铁民还动员市民,一起修复古城墙、清理护城河。当时城墙外有许多居民乱搭建的棚屋,张铁民下令拆除搬迁,还被人骂作:秦始皇。 而今天的游客到西安,能看到比较完整的古城墙,还得感谢他。 他有一句名言:“搞好环境卫生,解决一个脏字;整顿公共秩序,解决一个乱字;改善服务态度,解决一个差字。” 1984年底,张铁民离任市长,第二年9月17日,因患癌症去世。西安市民送的一幅挽联上写道“人民的好市长”。 当时,陕西作家和谷以他的事迹,写成了报告文学《铁市长》。本来要改编成电视剧,但迟迟没有进展,因为张铁民批评过的许多官员还在位子上,有的已经升迁,不好表现。 直到1991年,电视剧才拍成开播。最终定下一个规矩:批评对象只能是处级以下官员。
  03 城里的垃圾少了,但运到郊区的垃圾,还是垃圾。 当时的做法就是:选一块地,倒了。露天堆积,简单粗暴。 到了1995年,在西安郊区,有大大小小600多个垃圾场,占地5000多亩。这些露天垃圾场,产生的细菌,漂浮在城市上空,污水渗入地下,造成了很大的污染。 一个西安市,每天要产出3000吨生活垃圾,并且每年还在以5%—8%的速度增长。 也就是这一年,市政部门开始升级垃圾处理方案,变分散为集中,变露天为填埋。 在灞桥区的江村沟,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如今,全西安一天要产生13000吨生活垃圾,其中10000吨喂给了江村沟。 外地的人,对此地没有什么概念,但如果介绍说这就是白鹿原,往往会惊叹一声。 说起来,江村是个颇具历史的地方。南北朝时期,西安曾经被北方少数民族轮番占领,其中最大的一支就是羌(qiang)族。他们聚集的村子,被称为“羌村”。 后来汉族逐渐壮大,又开始了去少数民族化的过程。“羌”这个字太显眼,慢慢被谐音的强、姜、江等字代替。陈忠实的老家,叫“蒋村”,也是这个情况。 看过小说《白鹿原》的人,都以为这是一个颇具古风、文明深厚之地,没想到如今做了垃圾场。 有记者曾去当地考察,是这样描述的: 站在坑边,就仿佛站在了巍峨的山崖边……垃圾坑足足有几千平方米之辽阔,垃圾堆“层峦起伏”,让人疑惑是来到“垃圾的海洋”中,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哪怕是经过处理,垃圾场的味道也特别大,恶臭熏天,本地人逐渐迁移。留下的是靠垃圾场吃饭的,他们有一个称呼,“拾荒者”。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荒诞的场景:垃圾车把城市各个角落的垃圾搜集起来,运到江村。之后,拾荒者再进行挑拣分类,又运回城里,卖到回收站,被重新利用。 当制造垃圾的人,没有在一开始就进行分类时,只有靠拾荒者来代替了。 在这里,你能看到生活的辛酸和生命的卑微: 一辆装载车从狼烟滚滚的道路上缓缓行驶,几十号人欢呼着、在后面追赶着,一下子涌在车子的跟前。很快,随着车厢缓缓倾斜,垃圾就“呼啦呼啦”地被倒了出来,爆发出一阵哄抢声。 这种职业,在唐朝长安也有。《太平广记》记载:“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 也就是说,裴大爷靠收破烂,成了万元户。但现在,收一天垃圾,能赚个一两百块就不错了。 贾平凹2005年的小说《高兴》,写的就是西安拾荒者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不过,平凹老师关注的是农村进城务工群体的生活,并不是垃圾如何处理的问题。 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能进城收破烂赚钱,远比在家种地赚得多。哪怕是与垃圾为伍,也好过垃圾的人生。 自从白鹿原建立垃圾场后,当地人怨声载道,投诉上访的声音就没停过。2017年,在电视剧《白鹿原》热播时,有人在网上发帖说: 江村垃圾场——它承载着全西安的恶。 这个垃圾场原设计是使用50年,但没想到城市发展太快,这才25年就已饱和,没法再消化西安的垃圾了。 应对的措施是,将新建4座垃圾焚烧城。焚烧代替填埋,是一种无害化处理,方法又进了一步。 但是,首先要把垃圾分类做好,才能烧得彻底。 04 在处理垃圾的历程中,立法严惩古来就有,也是从混乱走向秩序的必然道路。 《唐律疏议》中记载:“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意思是:在街道上扔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的话,就算了。如果执法的人放松管理,与民同罪。 也就在那时候,有一批日本人,漂洋过海来看咱,学习大唐文化,回去后仿照长安城的模样,建起了京都和奈良。中国,当之无愧是日本的老师。 人生兜兜转转,几千年后,老师与学生换了个位置。如今日本城市的治理,要远远高于中国。 不过,日本也经历过被垃圾困扰的阶段。 人家发展早,从1967年起,经济规模就稳居世界前三。而当时中国正在闹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穷不怕,富了就可能是阶级敌人。 在GDP提高的同时,垃圾也堆高了。80年代时,日本开始垃圾分类处理,当时方法也比较简单,分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能烧的烧,不能烧的埋。 实际上,埋比烧操作方便,自然埋得多。 这样下去,到了1990年代,情况加重。此前经济泡沫时期的一波高消费,造成垃圾大爆炸,本来岛上地方就小,连垃圾填埋的地方都不够用了。 于是,更为细致的分类方法开始推行,让更多可回收的垃圾被重新利用,以节省资源。 当时日本居民的反映,和现在的中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都感到麻烦,但又不得不做。 1990年,日本电视剧《世界奇妙物语》中的一集《扔不掉的垃圾》,反映的就是这个事: 女主角急着去上班,把一袋垃圾往桶里一扔就走了。结果下班后回家,吓了一跳,那袋垃圾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 原来,在她早上扔垃圾时,就被旁边监督的老阿姨给盯上了,给她退了回来。 之后,她采用各种方法想扔掉垃圾,都没成功。比如,晚上偷偷溜出去扔,还没出手,一道手电光照过来,背后是老阿姨凌厉的目光,像看恐怖片一样。 直到最后,她按照要求把垃圾分好类,才扔了出去。 看来,世界上所有的老阿姨,都有敬业的精神。 哪怕是现在技术手段进步了,也逃不掉她们的手心,比如前段时间网上就传出一件事: 一件难做的事,如果真得做成了,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做了能赚钱,一个是不做会赔钱。前者是商业行为,后者是法律制度。 日本推行分类政策时,就采取了罚款的办法,数额还很高:2000到10000日元。换算成人民币,相当于200到5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中国的老朋友新加坡也是如此。1965年,学法律出身的李光耀担任总理,为治理环境,采用了严刑峻法:乱扔垃圾的人,被称为“垃圾虫”,采取“垃圾虫劳改法令”,要被处以3到12小时的劳役。 当时被称为“牛刀杀鸡”,但立竿见影,如今的新加坡就以文明干净著称。 一座城市的变化,往往是从立规矩和懂规矩开始的。 多年前,杭州《都市快报》的高层到西安交流经验,对《华商报》的同行们说:“站在西安的马路边,就没有一辆车有让人的意思,我们都不会过马路了。” 因为,在杭州,车让人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而西安还没这个意识。 从2017年开始,西安也推行车让人,违规者,扣3分,罚100元。一夜之间,本地司机就变得和江南一样温顺了。 人的素质养成,不是靠宣传教育就能起效的,道德审视加金钱罚款,才是办法。 05 这几年,西安在卫生治理上的进步,肉眼可见。 街道的路灯杆上,安装了烟灰缸,小区的草地旁,竖起了宠物便民箱…… 更为轰动的是“以克论净”:要求街道上每平方米范围内的尘土,重量不得超过5克,被吃瓜群众称为“史上最精细考核”。 政策刚出台时,争议很大,不少人觉得这是在胡闹,纯粹折腾保洁员。 执行了一段时间后,大家觉得街道确实比以前干净了,保洁员也能经得起考验。 今年过年期间,馍叔的几位郑州朋友,慕名到西安这个网红城市“打卡”,就住在东大街。逛了几天后,馍叔问他们:西安和郑州最大的区别在哪? 回答是:干净,像个真正的大都市。 九月一日,西安正式开始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让人头疼了一千多年的垃圾处理问题,真正进入治理阶段。这并非是狼来了,而是历史的浪潮来了。 要产生效果,一看个人的良心,二看政府的决心。 万事开头难,贵在坚持。养成分类习惯,现在就得学习,比如,可以先想下这个问题: 买了个夹馍,发现里面有块骨头,不想吃,要扔。那么,夹馍、纸袋、骨头,分别属于什么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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